第12章 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3)

像杨昌济一样，毛泽东从未完全脱离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如果说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政治的药物。杨昌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毛泽东对此深表同意。

在他的《达化斋日记》中，多处评说王船山。他于1914年6月24日这样写道：“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1914年6月24日）由此可以看到，杨昌济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从反满主义发展到了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说是他的远见卓识。有一处这样说：“吾国人不惑于风水之说者鲜矣，虽朱子犹惑焉。近世如魏默深、曾涤生、郭筠仙、刘霞仙，皆有此迷信；船山独卓然不惑，力排五行术数之说，此其所以为卓绝也。”

杨昌济教书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将自己的心得，如《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中的有关篇章，向学生讲解，以启发学生触类旁通，独立思考。

例如，他于1915年3月17日在《达化斋日记》里就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无，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做事，欲拒斥其不合为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杨昌济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毛泽东对后两种并不盲从。

作为中国发生转折时期的人物，杨昌济在长沙出门时坐四人小轿，但是他也坚持冷水浴和不吃早餐。虽然毛泽东对他坐轿子这样的封建色彩行为表示反对，但还是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一种信念：通过非凡的努力来实现新生。

杨昌济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从反叛导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力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他坚持冷水浴，以便不再坐轿子。

受杨昌济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异常服膺王船山、谭嗣同先贤“珍生”、“主动”、“日新”等学说，因此，他极为重视体魄与意志锻炼。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毛泽东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毛泽东曾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壮。毛泽东把这些叫做“体格锻炼”，这种方式的确不同寻常。对毛泽东来说，锻炼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健康的方式。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这当然不只是在练嗓子，而是在体验随意和任何抵抗力竞争的愉悦。

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的意思是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和他思想相近的朋友蔡和森的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

毛泽东还有一个即使是今天看来也非常时尚、前潮的健身方式——裸奔，不过，在当时看来，可能就是惊世骇俗、独立特行的“异端”。

青年毛泽东常与萧子升、蔡和森等一伙人，夜中冒着暴雨，裸奔岳麓山，一路大叫。

据说，早期的奥林匹克运动都是裸体竞技，既可显示竞技者的形体美，又有益身心健康，何乐而不为？雨中裸奔，一可以回归原始野性，二可以锻炼其形质，正是实践杨昌济老师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好运动。孔子讲中庸之道，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即真实的生命精神。文化过度，即阉割其原始真实的生命，沦为奴隶。文化不及，即野性过度，与礼乐文明殊途，堕入野蛮。青年毛泽东雨中裸奔岳麓山的文化精神在于以“野”救“史”。惟有注入野蛮的原始生命活力，冲决因文化驯服过度形成的网罗，才能还原原本真实的生命。

在学校教育中，老师的作用关系重大，一个好老师的思想学识行为品德，往往对学生发生深远的影响。杨昌济不愧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者，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

当时，在湖南长沙，以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

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依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

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

——《伦理学原理》给毛泽东的启示

青年毛泽东曾经随杨昌济老师学过《伦理学原理》这门课，这是怎样的一门课程？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门课？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都作了哪些批注？

在湖南省第一师范，毛泽东认识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杨昌济。杨昌济曾经担任毛泽东伦理学的老师，他所教授的伦理学，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曾经这样回忆起杨昌济教授的伦理学课和他后来特意阅读的《伦理学原理》一书。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毛泽东谈到的“一本伦理学的书”，即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著的《伦理学原理》，这本《伦理学原理》本是泡尔生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

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伦理学体系》一书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冠以《伦理学原理》书名出版。这本日文的《伦理学原理》被蔡元培译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曾用它作为教材。

泡尔生的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特点是调和直觉和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和欲望。蔡元培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杨昌济将这本书用作了修身课的教材，只讲了原书中的一部分。

毛泽东当年读的那本《伦理学原理》，曾被他第一师范的同学杨韶华在20年代初从清水塘毛泽东的住处借走。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之邀去北京之前，杨韶华特意托周世钊将那本《伦理学原理》归还给毛泽东。杨韶华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同学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

众所周知，毛泽东读书从来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喜欢作批注。在这本《伦理学原理》上，毛泽东在各页上下左右空白处及行间，打了许多记号，写了许多批注，可见当年毛泽东用功之认真与深刻。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许多同学对于哲学课并不感兴趣，所以听课就多不认真。只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认真听讲，并认真做了笔记。

毛泽东非常喜欢杨昌济教授的这门课，也非常喜欢《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他曾根据其中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叫做《心之力》的文章，被杨昌济大加称赞，打了100分。

这本10万字左右的书，毛泽东居然写了12100余字的批语。

毛泽东逐句在原书中用毛笔加以圈、点，或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

毛泽东用工整的行楷在书中天头地脚左右空白及字里行间写满了批语，最小者竟然如同7号铅字般大小。

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5900余字；其次为第六章，“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约1500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约为1100余字。

在这些批语中，毛泽东抒发了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发挥，有少部分是对原著简要的赞同语和提要性的总结。

凡原书中与他的观点相合的地方，毛泽东都用浓圈密点，在批上“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

凡是发生怀疑及否定的地方，毛泽东都会批上“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等。

不但如此，毛泽东还融会贯通，联系中国历史上著名思想家的观点，如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等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夕的时事与思想潮流，纵谈横论。书中到处充满了追求真理和改造社会的精神。

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毛泽东主要表达、阐发了以下观点：

（1）重视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极其重视知识和思想的作用，追求变革旧传统的新思想、新观点。

（2）重视个人价值，强调个性解放。

（3）强调“善恶相竞”对人类进步的作用。

（4）重视现在，尊重事实，更重视实际行动。

（5）受谭嗣同、《新青年》、进化论等进步学说的启发，初步表达了辩证法的观点。

这些批语证明，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哲学研究，认真探究哲学的基本问题。他肯于钻研，认真实践，博学多闻，他当时的思想成就，已经远远超出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水平。

不过，毛泽东并非是简单、盲目地接受泡尔生的观点，他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辨别能力，对不正确的地方敢于提出批判性的观点。

例如，1950年，当毛泽东从周世钊手中收到自己读过并认真批注的原书时，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大概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期间读了《伦理学原理》一书。此时，他尚未接触、接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所以，他关于本书表达的评论“也不那么正确”。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获取到许多珍贵的思想和他的读书方法。

青年毛泽东并非是被动地接受《伦理学原理》一书中的观点，凡是和他的观点相同的，他就表示赞同，有时还加以阐发；遇到他认为不正确的观点，就提出怀疑、反对，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来。

譬如，《伦理学原理》一书中说：“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于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认为，利害是现实的，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在此处毛泽东批上了：“殊未必然。”为什么呢？“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善恶生于利害”，明显地表达了青年毛泽东的观点：道德的根源在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中，并不是什么先验的东西。这充分表明青年毛泽东已经比泡尔生具备了更多的唯物主义思想。

泡尔生认为：“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毛泽东却勇敢地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此并不难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泡尔生曾在一处引述了叔本华的两个观点：一个是“自然之人类，如必不得已，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以自保为第一义，而世界之灭亡，有所不顾”；一个是“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者也。”毛泽东在此处批道：“叔本华之说，吾亦不谓然。”他用这些评论来反驳第一个观点：“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又进一步发挥说：“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对于第二点，毛泽东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这足以表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也有混乱的地方，他说“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与“存在就是被感知”不是如出一辙吗？而后面这句话正是贝克莱的著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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