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毛泽东从部分小说和军事著作中读到了什么治国智慧？(5)

一个人，懂得军事固然好，但文武兼备就难些，而要具备政治头脑，大事不糊涂，更难。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其意或许在此。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读《永昌演义》、《甲申三百年祭》、

《李自成》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非常多，功败垂成的占多数，能够夺取天下，并巩固政权的少之又少。毛泽东对李自成的“流寇主义”以及进京以后，不思进取，贪图安逸，旋即败退的历史进行了深度思考，并以史为鉴，以李自成为戒，多次通过各种方式告诫共产党人不要重犯胜利后骄傲、执政后腐败的错误。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江西来到陕北。陕北，是李自成的故乡，也是李自成起义的发祥地。

在陕北，毛泽东听到了许多关于李自成起义的故事，他对这位英雄是十分敬佩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热情地赞美了中国的农民运动。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列举了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农民运动领袖，肯定了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因素，同时也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原因。

李自成是一面镜子。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李自成的壮举给以很高的评价，对其失败的原因给予了分析，他从这个英雄人物身上获得了力量，也找到了缺憾：骄傲是万万不行的，要像李自成那样，坚韧不拔，走向北京，但千万不要像李自成那样匆匆忙忙败退北京城。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经常思索的问题。李自成骄傲自大，不能继续进取，缺乏深谋远虑，是毛泽东经常借鉴的内容。

那么，李自成究竟是怎么兵败身死的呢？

李自成生于1606年，陕西延安府米脂（今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人，出身农民家庭，童年时曾给地主放羊，干过驿卒。他于明朝崇帧二年（1629年）参加农民起义，勇猛而又有谋略，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干将。1636年高迎祥牺牲以后，李自成继称闯王，与明朝军队交战时胜时败，有几次溃退时曾欲自杀。特别是1638年在潼关惨败，他命运危厄，仅率十八骑突围，潜伏于豫陕边界的商洛山中。直至1640年以后，李自成采纳和实行了好施尚义、通文晓武的李岩（即李信）提出的“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主张和“均田免赋”等口号，才获得广大民众用“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歌谣等欢迎，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明朝末年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1644年正月，李自成终于艰难玉成，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顺朝，年号永昌；同年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明朝。但是，仅仅42天以后，他就于4月29日仓惶败离北京，被已经投降满清的吴三桂紧紧追杀，损兵折将，自己也受了箭伤；后于1645年9月在湖北境内被地主武装杀害，年仅39岁。

虽然，李自成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农民的儿子，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明史》载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北京后，有个降臣张国绅，因献同僚妻邓氏于李自成，而被李自成处死。李自成进北京后，仍戴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翁靴。生活简朴，作风正派，品质高尚，为部下拥戴。

可是，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骄傲自大，不思进取，缺乏深谋远虑和治国之术，他的手下将领则贪图安逸的生活，纵欲享乐，加上内部之纷争、腐败，外部吴三桂、清兵两股力量之迫压，终致兵败身死。

1930年，李健侯写成《永昌演义》，为我们再现了李自成起义的历史。那么《永昌演义》是怎样的一本书？李健侯的写法又是怎样的？

李健侯的《永昌演义》

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致李鼎铭的信。

《永昌演义》是一部描写李自成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作者李健侯，米脂人，系李自成之本家。开明绅士、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侄子。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民国十五年（1926），李健候开始动笔写《永昌演义》，经多年辛勤笔耕，终于完成了40回本38万字的《永昌演义》。李健侯描写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英雄事迹和高尚人格，称他“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比美。而且他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但本书对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事业缺乏正确评价，而且归结为“成则为王败则贼”，并带有宿命论的色彩。

“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毛泽东对《永昌演义》的评价

1944年，开明绅士、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将自己侄子的《永昌演义》一书的原稿推荐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他抽时间抱着极大的热情阅读了这本小说，还专门留了一个手抄本，以备用，并于当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信，专门评价了米脂文人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和著名的李自成起义，他在信中写道：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此后，毛泽东邀请李健侯到延安，予以热情款侍，还奖励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边区参议员。

建国后，毛泽东建议李健侯先生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继续修改《永昌演义》，但是书稿未修改完毕，李健侯却于1950年逝世了。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在这篇史论中，郭沫若根据史实，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首领人物的功罪始末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实行“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失败，是胜利以后骄傲、腐化从而又失去人心的结局。

李自成为什么会在攻克北京42天后就仓皇出逃，终致兵败身死呢？郭沫若写道：李自成于1644年2月由陕西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3天工夫就把北京城打下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俩可以说是李自成的左右二膀）之流，似乎都沉沦进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了。”“虽然得到了陈圆圆（吴三桂的爱姬），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当然，“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但是，坐在金殿上的李自成，已经变得不能纳谏了。每当李岩劝谏“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他竟“毫不介意”；后来又听信牛金星谗言，诛杀了李岩，由此引发起义军队伍解体，李自成本人也英年早逝。

李自成及其农民起义军的悲剧再一次昭告人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历史法则，是多么无情而又公正啊！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分析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兴衰成败之后，在结尾部分写道：“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此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为时不远。当时，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组织发表一系列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再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郭沫若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应约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连载四天发表在3月19日至3月2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此文一发表，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而且在革命队伍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惊慌和不安。

国民党方面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郭沫若理直气壮地表示：“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针对性地发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与国民党的态度相反，毛泽东高度肯定并热情赞扬了《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原本对李自成就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他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到陕北以后，毛泽东对李自成更为关心，因为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

1942年，毛泽东曾读过李健侯的《永昌演义》，但这本小说写作比较粗糙，思想认识也比较浅薄，毛泽东很觉遗憾，曾建议李健侯修改。毛泽东认为，不能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而且要表现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挖掘起义所蕴含的历史意义。现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分析，正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李自成起义的，这当然让毛泽东感到格外兴奋，格外重视。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专门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4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没有去想着居然有以吴三桂、阮大钺自拟的人们来向他狂吠一通……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之后，毛泽东即指示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郭沫若一直未能完成毛泽东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对此，郭沫若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

1957年以前，姚雪垠同时在进行三部大作品的构思：一是《天京悲剧》，二是《杜甫传》，三是写新乡面粉厂的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以李秀成为主角，写太平天国的覆亡；先写成电影剧本，因为当时迫切需要电影脚本，他想在这方面尝试一下，然后发展成长篇历史小说。——这三部作品后来都没有完成。

姚雪垠在1956年秋天到1957年春天期间，曾经像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乘着当时的反教条主义之风，思想解放之风，显得非常活跃，期间他写了不少文章，也发表了不少个人看法。其中有两篇《创作杂谈》和《惠泉吃茶记》，不仅触及了文艺界的最高领导，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是后来他被划成“极右分子”的重要原因。

《创作杂谈》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姚雪垠在这篇文章中公然与“深入工农兵生活”的伟大号召唱反调。毛泽东说“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而姚雪垠却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老作家在旧社会生活得久，不但不应该把这点看做是他们的包袱，反而应看做是他们的有利条件，是他们的财富”，他甚至呼吁“要重视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经验”。

让姚雪垠最终获罪的是《惠泉吃茶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针对性地提到了姚雪垠和他的《惠泉吃茶记》。大意说，读了《惠泉吃茶记》，发现作者很会写文章，问题是他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这是不对的。

姚雪垠因此被群众批得一钱不值。说他历史肮脏，品行恶劣，不学无术，专门写色情文学，一时间，他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

就是这个时候，姚雪垠开始了他生命史上的最重要一搏——写《李自成》。

之前，姚雪垠原本计划先写《天京悲剧》和《杜甫传》，然后再写《李自成》。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主意，提前写《李自成》呢？对此，姚雪垠向姜弘表述得很清楚，“是因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对李自成的特殊关注。”他说他虽然很早就对李自成的事迹感兴趣，而真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是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当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了，他知道毛泽东对此文很重视，列为整风学习材料，而且还曾致函郭沫若给以高度评价，同时还有搬上戏剧舞台的建议。姚雪垠还告诉姜弘说，在延安的时候，开明士绅李鼎铭的侄儿写了一部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小说《永昌演义》，呈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一直把这部书稿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周扬，说写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姚雪垠说自己读过《永昌演义》，确实写得不怎么样。但由此可知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李自成是历史上最近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是从陕北起事的；毛泽东是当代农民革命的领袖，也来自陕北，这种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使得毛泽东对李自成特别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反右结束后，姚雪垠到武汉市郊东湖农场“监督劳动”。

当时，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一卷写完。1962年年底，他为此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姚雪垠把刚刚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寄呈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姚雪垠和夫人王梅彩一起包扎这两部书时，姜弘怀疑地问姚雪垠：“现在的出版物那么多，主席又那么忙，未必会看你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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