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3)

阅读了毛泽东的《讲堂录》以后，袁仲谦先生清楚地看到了这位学生那深厚的古文功底、宏大的抱负和超凡的志向，这在他执教数十年来是未曾见到过的。他认定：这是一块玉石，几经雕琢定会成为无价之宝。毛泽东天生资质已定，一切全待那高明工匠的功夫了……

芋园授业问学

接下来，袁仲谦便邀请毛泽东到自己在“李氏芋园”的家中来谈话。毛泽东受到老师的如此厚遇，自然是如约前往。

正在书房备课的袁仲谦先生，听说毛泽东来了，立刻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和他打招呼，并让他到书房里面坐。待师母送上茶水之后，师生二人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深谈。

毛泽东出生地：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袁仲谦非常关切地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世、家庭和个人经历，毛泽东就把自己韶山冲启蒙、东台山求学、参加新军、定王台自学及投考师范等情况，向袁先生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末了，毛泽东抱歉地说：“先生，我先前冥顽，不知事理，悔不该冲撞了您……”

袁仲谦连忙用手势制止毛泽东，不让他再说下去：“不，润之，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它了！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一谈学习方面的事情。从目前的情形看，你读了不少的书，古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章也做得不错。可是，我总觉得，你如果在学习方法上再改进一番，那就更好了。”

接着，袁仲谦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学习态度上，袁仲谦认为毛泽东苦读和巧读结合得还不够。他说：“从早到晚读书不休，不过是苦读而已。青年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脑瓜灵活，会读书，不过是凭天分而已，不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必将贪安逸而畏劳苦，终使学业荒废。所以，古人有‘椎鲁朴钝，非学者之患；聪明绝异，学者之深患’一说。只有把聪明和勤奋连在一起，就如同禾苗既得农人辛勤耕耘，又赖阳光雨露滋润一样，方可茁壮成长，蒸蒸日上。”

在读书内容方面，袁仲谦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吸收。他列举“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文浩繁，难以尽阅。他说：“集”渊远流长，从《文选》算起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历代都编纂了不少的“集”，有务求全备的“集”，有采摘精华的“集”，真是数不胜数。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读书人往往无从入手，不得要领。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读书法”的问题。

袁仲谦认为，读书之法，“博和专并举”、“博览群书与重点攻读相济”，“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尤其强调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度。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往来接应不暇，如看场中美景，一眼却过，于学无益。所以，读书要力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书上，则眼就看不仔细，心和眼既然不能做到专一，口中却只知漫不经心地诵读，那么就定然不能记住其内容，记住的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到，眼和口自然会到。总而言之，既要博览群书，又择选精华，使“博”与“专”结合起来。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钻深懂透，反复研读，切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惟其这样，方能日新、月进、岁益。

为了指导毛泽东更好地系统地读书，袁仲谦还给毛泽东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书目。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昭明文选》。袁先生介绍：《昭明文选》内容博大精深，一直是读书人深研的一部重要的文学读本，流传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他一再嘱咐毛泽东，像《昭明文选》这样的好书，一定要反复诵读、吟咏，仔细琢磨书中的内容，力求融会贯通。

最后，袁仲谦带总结性地讲述了学习的“秘诀”治学，要坚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自此，毛泽东牢牢记住老师这寥寥数十字的“真言”，抱定“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远大志向，坚持勤学苦练，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二人谈到兴处，竟然忘了睡觉，第二天旭日东升以后，谈话这才结束。

此后，毛泽东遵照袁仲谦传授的读书方法，悉心领悟，身体力行。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使之终身获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袁仲谦先生教毛泽东“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和“文章妙来无过熟”的学习诀窍，他躬行实践，硕果累累。

在袁仲谦的教导下，毛泽东勤学苦练，终于成了一代杰出诗人和理论家。毛泽东自己动手写文件，大到治党、治国、治军的方针大计，小到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工作的指示电文，他都要亲自起草。他善于运用浅显明了的语言文字和完美的文字形式表达深刻严谨的思想内容，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风格——或通俗，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庄重严肃，写出了大量说理透辟、气势磅礴的诗文。

正因袁仲谦的教导如此，他以一个通晓古今、博学多才的人民领袖形象矗立在全国人民面前，从而给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增添了绚丽夺目的光彩！

师恩难忘

1918年暑期，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从此，他结束了五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活，告别了自己的母校，也告别了袁仲谦先生。

1920年，毛泽东又回到母校湖南一师，任一师附属小学的主事。而此前的1919年，袁仲谦已经辞去一师的教职，到别的学校教书去了，而毛泽东则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去为早已立下的救国救民的誓愿而奋斗。从此，师生之间天各一方，再也没见过面。

等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袁仲谦早已不在人世，他已经看不到他的这位得意门生的辉煌了。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他青年时期的这位国文老师。他要求湖南地方当局对袁的遗孀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足见学生对当年这位老师的感激之情。据袁仲谦的后人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家清理旧书时，还发现过当年夹在书中的毛泽东借书、还书的条子。

1952年，袁仲谦家乡的有关部门及其亲朋好友，想给袁仲谦修葺坟墓，便委托罗元鲲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给袁仲谦题写碑文。于是，罗先生遂于同年10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上述请求。很快，毛泽东就作了回答，告知罗先生“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

罗元鲲先生接到毛泽东随信邮来的碑文，激动万分。毛泽东日理万机，专门为一位已故的普通老师题写墓碑文，可见他仍然未忘旧日师生情谊。

罗元鲲当即将碑文转呈新化县政府，并告知袁仲谦的亲属。后来，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墓碑安放仪式，由毛泽东亲书的“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大字，镌刻在白玉般的大理石上，矗立在袁仲谦先生的坟前。

袁仲谦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也应该含笑九泉了。他得到了自己的学生——共和国主席给自己亲笔书写的碑文也不枉了自己从教一生的苦心！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毛泽东读《资治通鉴》

毛泽东喜欢读史书，他古为今用，无人能及。

他借古喻今，其评论发人深醒。

他一生读《资治通鉴》十七遍，其毅力让人惊叹。

那么，毛泽东对《资治通鉴》曾经有过什么评论？

毛泽东读书成癖，这是众所周知的。江青也标榜自己爱读书。但他们的不同是毛常常看书看得忘了一切，别人走进来都不知道；而江是拿起书来就看不下去，所以她是听到有人来了，才拿起书装作爱看书的样子给人看。

毛泽东爱读历史书籍。他的历史知识是很渊博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仅《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曾从头到尾读过，其中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毛泽东读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古为今用”。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他一贯提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引为借鉴。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前文提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读过《资治通鉴》简略本的《纲鉴易知录》、《纲鉴类纂》、《御批通鉴辑览》。

毛泽东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粘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阅读的印迹。

《资治通鉴》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史书之一。他一生之中共批阅此书十七次，并作了详细的圈点批画。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负责编纂，历时十九年，全书共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要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1954年冬天，毛泽东与吴暗谈到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晚年还深情地谈到《资治通鉴》，有时候一看好几个小时。大约1975年5月以后，他告诉身边的护士孟锦云说，这部书他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哟。恐怕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

毛泽东让小孟好好读一下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书，然后来和自己讨论。

一天，在毛泽东那宽敞的大厅里，一场既像是朋友间的交谈，更像是师生间的讨论开始了。

小孟问：“这书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王23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问题，毛泽东眼睛一亮异常高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罗，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关于《资治通鉴》不从有史以来、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的原因，论者多以为司马光尊崇《左传》、“春秋之文不可删改”，从而承接《左传》而已。而毛泽东则从司马光编写的政治意图分析，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独特视角。

“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

小孟点了点头，又问：“开头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结束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小孟想起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论？’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势，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他个折扣。书的最后一段写赵匡胤如何勇敢、英明、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孟锦云问毛泽东：“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那么少呢？”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的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相砍书’。”

毛泽东特别佩服被他称为大“相砍书”里写的那些“相砍”事写得好。他说：“《通鉴》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二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孟锦云问：“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毛泽东为她分析说：“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可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治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在同孟锦云谈话最后，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即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泽东在谈话中所引调侃秦始皇焚书坑儒诗是唐朝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此诗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过。

毛泽东由《资治通鉴》谈到政治权术一类，并借用鲁迅的话否定政治权术特别是捣鬼术。林彪事件以后，他也告诫全党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大凡政治家似乎难免不用政治权术，而中国的帝王术更是政治权术之极致。毛泽东本人作为伟大政治家，似乎也不例外。

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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