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937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办公，1938年在武汉沦陷后，蒋介石带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其他机构也前往重庆办公，1940年重庆正式成为陪都，大批军政人员迁入重庆，重庆成为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指挥中枢。八年抗战中大批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会聚重庆，重庆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涌现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团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南方局（坚持到1946年4月）领导四川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民主运动，1938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抗战以来，战区大批金融机构迁往重庆和四川各境，在重庆迁入国家银行总行四家、商业银行总行四家、省地方银行总行一家，另有各省地方银行在重庆设分支机构，共设各分支机构53个，四大国家银行在全川设分支行116处，重庆取代上海成为战时中国的金融中心。1938年3月，国民政府兵工署在重庆调整、迁建军工厂，华东和华中的250余家工厂迁入四川，重庆成为大后方军工基地，1938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迁川工厂联合会”，到1940年，迁入重庆的工厂达351家，形成重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四川工业生产空前繁荣，成为抗战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军火的主要供应地。抗战期间，武汉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东北大学等一大批著名的学府（48所）相继迁入四川，全国著名的学者云集重庆，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四川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抗战培养输送了大批急需的人才并为中国远征军提供了约5万名具有中专、大学学历的四川知识青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抗日爱国文化团体相继迁川，郭沫若、曹禺、老舍、田汉等作家、文人、艺术家汇集四川，《抗战文艺》、《中原》、《文艺阵地》、《全民抗战》、《新华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等报刊在重庆出版发行，形成了空前活跃的抗战文化和“爱国”、“战斗”、“奉献”、“乐观”、“合作”的四川抗战精神，八年抗战的文化中心——四川激励了全国人民英勇抗战。随着正面战线内移，大批军政和民众迁入四川，重庆、成都、宜宾等地住房空前紧张，四川民众腾出自己的住房并节衣缩粮为他们提供了长期的生活保障，仅重庆人口就从1936年的33万多人猛增到1945年的125万人。

（三）四川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坚定了沦陷区广大民众的抗日信心

日军对重庆及四川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企图动摇大后方抗日军民的信心，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在日机轰炸中，共轰炸四川76个县市，死伤5万余人，炸毁房屋23万多间、衣服346000件、牲畜2200余只、粮食34.700余万石、田480余亩、树木18200多株、人力车60余辆、板车80余辆、汽车60余辆、木船3500多艘、汽船13艘、什物975900件、现金7.7298万元，以上各项损失按1945年成都市物价指数折算为法币1354.5912亿元，各项损失合计1500多亿元。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激励了沦陷区广大民众坚持抗日的信心。四川人民的牺牲和贡献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主战场，常年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陆军和大量海空军，消耗了日本大量的实力，打乱了它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

对于四川人民的贡献和牺牲，蒋介石在《还都前告四川父老同胞词》中说：“我们四川同胞的输财、输粮、征工、征兵的数量和成绩，都在各省之上，这在将来民族复兴史上，必将永垂不朽。”在“庆祝国府胜利还都大会”上蒋介石致辞道：“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这种伟大的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

二、中国共产党对四川抗战运动的推动

四川能够投入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承受如此巨大的民族牺牲，能够保持爱国热情和抗战信心并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对川军出川抗战和四川抗战运动的大力推动离不开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直接针对四川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激发了川军将领爱国热情，推动了川军将领在七七事变后迅速作出投入抗日疆场，挽救民族危亡的决策”。

（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有力地推动了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武装斗争和长征过程中，随着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吹响了民族觉醒的第一声号角。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东北组建了7支抗日游击队，全军最盛时达到4.5万人，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与部分国民党人开展了合作抗日，1933年5月，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盟军中有大量的共产党员，和十九路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反日反蒋的福建事变。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火种广播到遥远的中国西北部，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的革命活动，极大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增强了四川人民对党的认识。红军长征在四川活动的地域最广，在四川召开决定红军大政方针和战略行动方向的会议最多，四川人民提供粮食和兵源，支援红军长征过境，红军长征也对四川革命产生巨大影响，广泛宣传了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唤起了西部各族人民的觉醒，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而且长征中红军先后派出了四支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印发了大量的抗日传单，这一切极大地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为中国共产党更加有力地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以来，四川就组织了各种反日运动声援抗战，要求川军出川抗战。重庆各界民众成立了“反日救国大会”，要求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等川军将领出川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七七事变后建立了120多个抗日救亡组织并建立了“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据载：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在当时的四川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重要领导作用。在成都，张曙时等人通过“成都救国会”、韩天石等人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饶世俊等人通过“海燕社”，领导着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并为成都党组织的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成立深刻影响、推动了四川各界力量的抗日运动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全民抗战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193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1936年9月，《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表明我党正式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是我党政策极为重要的改变。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力劝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共同抗日未果的情况下，决定实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抗战时期“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一切反对蒋介石而愿意向人民靠拢的人们敞开了大门”。据载：当刘湘听说是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杀蒋介石，张学良才释蒋时，甚为诧异并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是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恩怨。共产党经过长征，到北方不久，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尚待布置。这时如果把蒋介石杀了，全国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必然演成混乱局面，徒为日本人造机会而已。这事确是为国家大局着想，抛弃历年和蒋的积怨，标举外御其侮的大义，并且有当家作主的风度，非有伟大的眼光和气魄，决不能做到这步。”由此可见，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气魄，的确感动了刘湘等四川实力派，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有利于中共在四川地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1月，随着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迁往重庆，为了更好地领导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团、《新华日报》、国统区党的工作等，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领导四川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成立后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民主运动。一是通过公开的合法组织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四川群众集会或发表声明反对汪精卫判国降日；二是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反对蒋介石反共、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三是巩固抗日复兴基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组织文艺界宣传抗日、支援抗战；四是团结国民党内抗日民主力量、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是促进民主党派的成立，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六是成立外事机构，加强国际联系；七是巩固和发展四川党组织，健全地下党秘密工作的策略方

针。

（三）中国共产党对四川地方实力派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战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就有一大批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如朱德、陈毅、吴玉章、刘伯承、张曙时、张闻天、肖楚女、贺龙、李硕勋、赵一曼、杨闇公、赵世炎等在四川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统战工作等革命活动。如王右木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创办了《人声》报，恽代英在川南师范组织了巡回演讲团，朱德、刘伯承、张曙时开展了统战工作。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高涨，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四川地方实力派走共同抗日道路的争取。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集团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与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桂军、粤军、滇军、“西北三马”等齐名的国民党地方势力集团，也是中共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点工作对象。由于中共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实力派在当时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团结、争取地方实力派对中共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193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中明确提出党应该“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派别”。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四川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努力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战，建立了不世功勋。

一是对四川实力派刘湘的争取。全面抗战前，时任国民党四川绥靖公署主任、省主席的刘湘是川军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共在四川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重点团结争取的对象。1935年2月刘湘上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受到蒋的巨大压力，中共代表张曙时通过傅春吾的关系与刘湘建立了初步联系，刘湘接受了中共团结抗战的建议。以后刘湘多次派代表去延安与中共联系，返川时毛泽东都要亲笔写信和馈赠礼品给刘湘，以增固其联共抗日的决心。1937年，李一氓与张曙时一道来四川两次会见刘湘，转交了毛泽东给刘湘的亲笔信，李一氓还带来刘伯承给川军各将领的亲笔信。1937年，中共中央在派遣罗世文回川开展统战工作时，毛泽东亲自指示：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人物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作好了刘湘的工作，四川抗战的局面就可观了。1937年8月7日，刘湘飞抵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决以四川人力物力贡献国家”，提出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壮丁500万，供给粮食千万石，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对他的爱国人情给予鼓励并商定互派代表建立联络关系。刘湘带病率部出川抗战于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武汉，留遗嘱“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返乡”，“刘湘由一个据地自雄之军阀到力主抗战、扶病督师‘抗日积极分子’，其政治立场的进步与转变既是其政治生命中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四川军人中产生积极影响的具体表现。刘湘病逝后，毛泽东在唁电中惋惜地说：‘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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