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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浩荡北京(2)

小说: 活着活着就老了      作者:冯唐

北京最不缺的是历史,2000年前联合国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一共十九个,北京占了六个。而且不像西安等等过早辉煌过的城市,北京所有的历史都是鲜活的或者根本没有死过。我飞快地去过一次西安,秦始皇陵远看像景山,但是不是公园,不让攀爬,华清池仿佛某个民营企业在后院自己凑合挖的澡堂子。十年前,爬黄花城野长城,农民兄弟一块钱卖我一根玉米,十块钱卖我一块五百年历史的明代长城城砖。春天的时候,和姑娘去天坛,在墙根下拣荠菜,摘嫩枸杞叶子,中午配着鸡蛋炒,煮清汤。风吹过来,没有尘土,也没有杨花柳絮,我眼看着,一根枯死的枝杈从巨大的柏树上摇落,柏树腰长得那么粗,也应该是三四百年的生命了。和所谓艺术家们吃饭,某个饭局上,某个姑娘扎眼,五官嚣张,两眼一抹兽光,似乎非我族类。听熟悉情况的人介绍,这个姑娘有几分之几的满族血统,几分之几的蒙古人血统,妈的妈的妈的妈使用下半身和咸丰皇帝战斗过,如果大清不亡,她会是个格格。2005年,陕西周原发现四墓道的西周王侯级大墓,打开空空如也。我和几个古董老大开玩笑,拉两车武警封锁东三环北京古玩城的所有出入口,撬开大小所有保险柜和暗门暗锁,脱光古董老大们所有的衣服,搜查所有可以藏东西的所在(包括古董老大身体上的各个孔穴,难保里面没有西汉上等白玉做的整套含蝉鼻塞耳塞肛塞),就会呈现中国2005年最大的考古发现。

历史长当然好,民族可以自豪,可以冲淡眼下很多问题。北京的悠久历史中,最夸张的是周口店北京猿人,五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啊,意义重大。几乎所有的新物种都产生于非洲,比如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西方学术界认为,除了中国,所有其他原始人类都起源于非洲。这种认可极为难得,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都挖了那么多年,西方还是一直不承认夏朝的存在,更不要说三皇五帝,在他们眼里,中华文明凑不到五千年。唯一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后来在协和医院神秘地消失,一定是日本人干的,仿佛20世纪60年代的人没有学好任何一门功课,都是“四人帮”害的。之后好像又找到一些碎骨和牙齿,据见过那个丢了的头盖骨的专家说,一定是同一批人身上的,证据确凿。上世纪60年代美国登上月球也一定是真的。我做肿瘤研究的时候,也偶尔听说同道做出了非常喜人的科研成果,然后传出动物模型意外跑失或者被游荡的民工杀了吃了,所以需要追加科研经费,重新培养兔子和老鼠,这些应该也是真的。

已经死了的或者快要死了的历史集中起来,活在博物馆。人家送我一本北京博物馆套票,八十元,可以逛上百个博物馆。我心里流淌着口水,幻想着有时间休个无比悠长的假期,和懂明清家具的老大逛紫檀博物馆,和懂书画的老大逛故宫博物院,和懂青铜瓷器玉器的老大逛国家博物馆。一个上海人问,总说北京有文化,这些博物馆,多数北京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别说去过了,你一辈子也不一定都会去一遍。我说道理很简单,最奢侈的不是实际享受了多少,而是有享受的权利和自由,所以手机才具备摄像和看电影的功能,所以中年男人才会羡慕皇帝的三宫六院。

我想,就像一把茶壶,茶叶在茶壶里泡过一段时间,即使茶水被喝光了,即使茶叶被倒出来了,茶气还是在的。北京是个大茶壶。太多有权的有钱的有性情的人像茶叶似的在北京泡过,即使权没了钱没了性情被耗没了,即使人死了,但是人气还在,仿佛茶气。鬼是没有重量的,我想,死人的人气也不会很沉吧,沙尘暴一样,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飘浮在这座城市上空。复杂丰富的城市里,活人也变成鬼,熟悉过的老大,喜欢过的姑娘,我对他们的记忆如同可吸入颗粒物,天空灰蒙蒙的,载我的出租车开过华威桥,一个恍惚,我听见一个老大的声音:仔细看看这个白玉鸡心,拉丝对不对,游丝纹对不对,是西汉的还是宋朝仿造的?你再仔细看看。我听见一个女声在唱:“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啊,童年时候遇见你,那是哪一天?”

彼何人哉?

判断对一个城市熟悉程度,我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比较熟悉就是我知道这个城市里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知道什么地方的酒又好又便宜。很熟悉就是城市里最好吃的馆子,老板或者老板娘是我的朋友,喝多了有人送我回家或者去医院。极其熟悉:城市里最好吃的馆子,我去了,老板或者老板娘会自己下厨房,炒菜上桌子,老板和我干第一碗酒或者老板娘看着我夹第一口菜,喝到极高,送进医院,急诊室门口有四个以上的医生弟兄等着看我的熊样。

如果这样分类,我极其熟悉的城市,只有北京。

一个上海人较真,在上海成为经济首都之后,说,有了经济实力才能谈得上文化,问,北京是文化首都,凭什么。如果逛一下北京的夜店,听听聊天,了解一下夜店里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北京集中了全中国百分之五十以上顶尖的文学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歌手、地下乐队、演员、摄影师、建筑设计师,走进一个这些人常聚集的去处,随便就看到一个横断面,有的已经成名了,有的还在混,成名的,不一定有才气,但是的确努力,在混的,有的才气浓重,在眼睛里忽明忽暗缭绕盘旋。我看着那些刚出道的才情浓重的人,我知道这些人中,必定有一部分会在某种程度上不朽,尽管这些人现在可能还汗味浓重鼻毛悠长,还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还没用过信用卡还不会说纯正的普通话,就像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棕榈大街上,听那些话都说不利落的毛头小伙子聊他们的创业计划,什么血管生长素抑制因子治疗肿瘤,什么DNA芯片,我知道这些人早晚会创造出下一个辉瑞和惠普。在北京的一个桑拿天里,我蹭票在工体听了许巍的第一个个人演唱会,他唱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嗓子就劈了,声音锉刀一样割耳朵,唱到最后,他终于撑不住,哭了,他一定想起他来到北京城这十几年,多少人没有混出来啊。坐我前排一个女孩,浑身打了无数的洞,穿了无数的金属环,挥舞着荧光棒,喊,许巍,我爱你。我心里想,又一个小混混,混出来了。

有个美国知识分子说,北京最像纽约,上海不像,太不像了,有股票交易市场又怎样。在北京和纽约,一个人必须非主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out to be in),而在上海,这个人必须入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in to be in)。我们在东三环靠近农展馆附近有个食堂,没有名字,没有霓虹灯招牌,水泥地,水泥墙,金华土菜。艾未未的设计,招牌式的冷静干燥,没有多余的一点零碎。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影响了我的上半生,艾未未说,人不应该追求快乐生活,快乐就像糖一样,只是人生的一种味道,这句话我时常想起,或许会影响我后半生。在食堂里,我见到各种非主流的人:有自闭症嫌疑的小提琴手,说话从不看人眼睛,从脸上看不出年龄,酒喝到老高才放开些,死活让我叫她舅妈,她出的唱片上全是外文,据说她是国内第一把小提琴,男的女的都算上。有二十年没写东西了的作家,对古玉和旧家具的见识远远在对文字的见识之上,从小到大,唯一做过的一份正式工作就是在作协当他爸的秘书,他爸早就仙去了,他还一直是他爸的秘书,每月从作协领一份工资。有满头白发的老诗人,没有工作,娶了80后的姑娘,姑娘的爸爸比他小两岁,叫他大哥,他还贷款买了房子,还生了胖儿子。老诗人常劝我,别眼馋,80后的嫁给了他和杨振宁,再过两年,90后的就会看上我,一拨一拨的,耐心等待,别着急。总之,除了我,基本没有见过一个需要朝九晚五穿西装打领带上班的人。唯一的例外是一个税务局处长,快五十了吧,一天喝多了,反复念叨,他应该快升副局长了,他辛辛苦苦啊,副局长牛啊,没完没了。一个姐姐平常总是微笑着,喝很少的酒,吃青菜,终于忍不住了,说,你有完没完?我老爸进政治局那年你中学还没毕业呢,又怎么样啊,现在还是天天傻子似的看《新闻联播》,测血糖看糖尿病好点没有,雍正皇帝用的第二任宰相是谁啊,有人记得吗,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一次喝多了一点,借着酒劲拨我初恋的手机,问她在不在食堂的附近,有没有开着车,可不可以接我回家。她的车开得又快又稳,我说北京开始没劲儿了,出国的出国,去上海的去上海,生孩子的生孩子,一桌麻将都凑不够手了。她说,哪儿那么多要求,北京至少还有人驮你回家去。她还说,给我带了明前的新茶,今年雨水大,是小年,让我将就喝,如果敢先喝别人送的,就腐刑伺候。

二十七岁之前,我没出过北京,第一次坐飞机,就飞到了旧金山。之后四年间,飞国航,积累了三十五万公里里程,我想,我算是脱离北京了吧。但是偶尔在南方遇到风沙,摸到腰里拴的红山青玉鹰,见到白发的诗人或者收到我初恋的短信,问,最近如何?我楼下的马路就恍惚变成东三环,天边就隐隐压来沙尘暴。我想,我无处可逃,就像孙悟空飞不出如来那双肥厚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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