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让下属甘心为你服务——韩非子的领导术(5)

后来，庄王平定了国内的若敖氏叛乱，对外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原来，这仅是庄王利用韬光养晦之策导演的一场戏。他即位时十分年轻，不明世事，朝中诸事尚不明白，也不知如何处置，况且人心复杂，尤其是若敖氏专权，不明所以，他更不敢轻举妄动。无奈之中，想出了这么一个自污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静观其变。在这三年中，他默默地考察了群臣的忠奸贤愚，也测试了人心。他颁布劝谏者死的命令，也是为了鉴别哪些是甘冒杀身之险而正直敢言的耿介之士，哪些是只会阿谀奉承，只图升官发财的小人。如今，他年龄已长，经历已丰，才干已成，人心已明，他也就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楚庄王的韬光养晦并非在受到失败与挫折时才被迫进行的，而是为了更好的掌握未来而主动进行的，这尤其需要耐心、修养、智谋和胆识。在中国历史上，像楚庄王这样的人还不算太多，但这足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要注意使用各种方法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才能。

韬光养晦是一种大智慧，中国历史久远，如果翻开历史仔细看看，也许就会吃惊的发现，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和有作为的人物都是非常善于韬光养晦的，他们审时度势，讲究策略，忍住尔虞我诈的古代官场倾轧，而后一举出奇计、建奇功，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11.忠言逆耳，领导者要听得进下属的意见

[原文]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

[大意]有时最合情合理的话听起来也是不顺心的，除了圣明的君主没人能听进去。

忠言一般来说都是逆耳的，但逆耳的忠言却是难得的良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善纳忠言的人大多都有不朽的成就。

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便是因为能听进逆耳之言而成为一代名君的，他的谏臣魏征也因为敢于纳谏而名垂青史。

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不久后，就提升他的大臣魏征为谏议大夫，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安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向太宗祝贺。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于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境，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12.恩威并用，赏罚分明

[原文]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大意]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授予相应的职事，以职事责求功效。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言论，就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不符合言论，就罚。

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光有赏还是不够的，必要的时候也要使用罚，这样才能让下属既服从又敬畏，能够更好地为你服务。

在赏与罚上，领导者要做到适度。

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时，连取三城，战场形势十分有利。这时，魏主曹睿派司马懿率兵前往帮助曹真。街亭是进出汉中的咽喉。若为司马懿所得，蜀军不仅进无所得，而且难于退足。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诸葛亮决定派一将守街亭。马谡自荐并立了军令状。诸葛亮唯恐有失，叮嘱马谡必当要道设寨，并派大将王平相助。马谡照搬兵法条文，不考虑实际情况，不遵从诸葛亮的军令，不听王平谏阻，导致街亭失守，使诸葛亮出祁山所创造的有利形势发生了逆转。为了明正军律，以服众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之后，诸葛亮又以误用马谡而引罪，自作表文申奏后主刘禅，请求自贬丞相之职。

马谡在荆州时就追随诸葛亮，可谓是情深意厚了，但诸葛亮忍受内心的痛苦，不听蒋琬的劝阻，坚决处以极刑。其目的在于惩戒一人，教育大多数。相比之下，袁绍的做法就大为逊色。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孙坚为先锋，盟主袁绍的弟弟袁术负责粮草供应，因听信谗言而不发粮草，致使孙坚兵败，袁绍却未能追究袁术的责任。这也是后来导致袁绍失败的原因之一了。

实施惩罚，不能对人严、待己宽。管理者应勇于承担责任，引咎自责，才能服众民心。诸葛亮斩马谡后，公开承认自己的用人不当，作表申奏后主请求自贬三等。反映了他胸怀博大，光明磊落，严于责己，不文过饰非。使得蜀国君主臣民敬服，被惩罚之人无怨可积。曹操在讨伐张绣时，正值麦熟。曹操要求全军将士爱护庄稼，违者处以极刑。不料，一鸠飞起，曹操马惊踏麦，就拔剑欲自刎。将士劝阻，曹操割发代首，号令全军，风纪肃然。

惩罚要把握好“度”。惩罚运用不当，危害极大。《菜根谭》中有“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意思是说，当责备别人的过错时，不可太严厉，要顾及到对方是否能承受。演义中惩罚失度的例子很多。吕布困于下邳孤城，因自己酒色伤身，遂下令城中禁酒，违者皆斩。侯成的五十匹马失而复得，置酒作贺，被吕布打得遍体鳞伤，众将都很气恼。侯成、魏续、宋宪合谋里应外合，助曹操破城，吕布殒命。张飞为关羽报仇心切，下令军中二日内制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部将范疆、张达因白旗白甲一时措办不齐，请求宽限，却遭张飞毒打，一将夜晚趁张飞醉酒，短刀刺入张飞腹部，张飞殒命。

赏与罚，曾被古人称为御人的“二柄”，是领导者统御部属，使用人才的重要手段。孙武把“法令孰行”、“赏罚分明”，作为判明胜负的两个重要条件。曹操也说；“明君不赏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土。”赏罚分明得当，是古今中外一切用人者的根本原则。领导者一定要正确使用赏罚，切莫随心所欲，无原则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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