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胜出能力(3)

整个7.23特大事故呈现出这样一种惊骇特征：即有关事情都尽量向着无理性和反常识的方向发生了。若不是我们身处实时网络和大众多媒体时代，整个事故成因和处理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事故发生后人们当然会反思和总结，有说“高铁”工程大跃进存在很多隐患；有说“高铁”建设过程瞒天过海，腐败丛生；有人要求铁道部必须分拆解散、铁道部长引咎辞职；也有人呼吁人大常委会立案进行特别调查。

不管呼吁能否实现，但都有就事论事的倾向。就算铁道部受到了查处清算，那么明天是否还会冒出个类似的“钢道部”呢？完全有可能。7.23特大事故是中国政治文化里官本位、民轻官重、唯权唯上传统劣根的集中爆发体现。这也是在过去几千年里，即使靠不断改朝换代都难以撼动的中国难题，源远流长，遗害至今。

本来依照儒家传统，中国是一个讲究伦理、尊卑的文明国度。但是，不知为什么恰恰在管理和权力体制方面，却是伦常颠倒，是非紊乱，片面把官设在民的地位之上，而且往往是高高在上。

通俗的说法是把某个地方官员称作当地的“父母官”。弄错了没有？到底谁是谁的父母？这也就难怪在古代的王朝时期，皇上本人就被尊成了整个国家的天王老子了。如果说在古代时期由于整个世界在此个关键问题上都还比较紊乱，于是让中国的历代王朝还可以苟且蒙混过关的话，那么近现代之后，当某些外部文明开始理顺了这一关键的伦理关系，而中国却仍然迟迟执迷不悟的时候，中国的核心竞争劣势就马上显现出来。

其实，按照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和常识，亿万的普通中国人民，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真正赖以存在发展的中流砥柱。但是很可惜，中国颇有一些人和官员至今不懂或不认这个道理，或者有时嘴皮子上说一说，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总是难以兑现，总是错把自己当成了大爷，反而怠慢了广大的百姓。7.23特大事故及其类似的问题，表面因素可以千头万绪，但其悲剧的核心根源就在于此。

中国自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开始对“官本位”及“唯权唯上”在观念和价值上有了一定的反思和改变，但在具体实践和体制改革上对这个核心问题的触动依旧微忽其微，即依然严重缺乏人民大众依法监督，制约和管理权力的真正有效渠道和手段，导致“权为民所赋”这样的新思维鲜有制度依托及落实，更导致不少国家官员对人民大众鲜有敬畏之心。

中国最要紧地是尽快落实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把几千年来被颠倒的政治伦理关系从根本上矫正过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文明复兴，道德重建及体制创新。

有容乃大——中国的气象

包容的文化才能带来文化繁荣，这本来属于一个科学和常识级别的概念，天经地义，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非艰深复杂。但是，在中国问题或类似中国问题的气场中，文化包容却经常出现打折和困惑，或者必须有专门政策出台加以掌控。

一个民族、社会，以至于政党或团体，都会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气质，这是正常现象。民族或社会公民文化是主体，而团体文化则是重要组成，即是整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之间不是没有交汇重叠之处，但不应试图本末倒置，必将阻碍整体文化的正常发展壮大。

有一段时期，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大力推行所谓“唱红歌”，但是也遭到了不少反对和质疑。于是当时推崇此事的主政地方官员激愤地说：“我们推动唱红歌何罪之有？难道还应唱黄歌不成？”

这其中的关键不在于应该唱什么歌，而在于应该把唱什么歌让公民来进行自主选择。一个人对唱什么歌曲有倾向性也无可厚非，但那只是一个人的主张。但是，如果利用手中的既有政治和权力资源，来强行左右公民的唱歌选择，那就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了，就很有试图用个人喜好和既定取向来替代文化多元取向的，必定于国于民弊多利少。在近几年文化的大发展中，中央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其主办的春节文艺晚会，都主动尝试了多向性趋向，向民俗和大众文化调整，淡化了颇显生硬的单一官方文化色彩，取得了相当的欢迎和赞誉。

一个政党团体文化的特点就是有自己的既定意识形态，倾向性比较单一专注，这是由一个政党必定代表某一政治方向的特点所决定的。常识表明一个政党团体大多喜欢拥护自己，加强自己影响力的舆论或文化氛围，很少听说一个政党专门设立或捐助一个电台或电视台成天为自己揭短或监督找毛病的。

但是，如果试图用这种单元政党团体文化覆盖多元的公民和国家文化，公民和国家文化则必然走向狭隘、沉闷，也会使文化失去宝贵的张力，失去公民文化本应具备的兼容并包，灵性激荡的创新与开拓锋芒。

用政党文化取代公民文化其实对政党本身的素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个人加入政党应该是完全意志和理念认同后的自愿选择，但是因为政党文化与权力在社会系统中的无所不在，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权利大、待遇优厚，于是很多人加入政党的动机更多是出于一种功利的驱使。如果这样久而久之，政党有可能堕落成机会与犬儒主义的门户。

而且，单一地强调政党团体的文化，这样也不利于国家、民族形成真正的唯物历史观和实事求是精神。比如，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本来是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共赴国难，但在抗战胜利后的宣传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单边化倾向，即只讲自己的功劳，不提合作伙伴的业绩。这种情况在中国改革开放及海峡两岸恢复正常往来后才得到改善。

客观地看，由于中国文明在世界近现代阶段，出现了明显的落伍，欲有效挽救中国命运，并推动进步发展，把相对先进的外国因素引进来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欧洲之于清朝，日本之于孙中山，美国之于国民党，苏联之于共产党，西方之于时下的改革开放，都是同一命题的不同表现。如果忽然间因为政治功利或文化的狭隘，一味把自己描述成“现代义和团”，而别人都是“卖国求荣”，这既不真实也显短视，更无助于达成文化的竞争优势和最终赶超。

政党文化与公民文化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不必一定要以一方去取代另一方，否则会产生“封顶效应”，即只有我一家主导探索，其他方面都只能以我为主，不得擅自别出心裁。这其间的风险便是，如果该亚文化的探索失误，失败、迟缓、或者干脆不再具备探索革新能力了，那整个国家、文明和民族怎么办？

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进步，也伴随着中国当代主流文化从传统单一走向现代包容的改革过程。一切变革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变革。比如所谓政治文化，即指在特定时期某种政治价值主导下的社会文化状态、行为、体制及规范。以中国为例，自1949年以来，可以说已经走过了“革命斗争”文化、“改革开放”文化、“市场先行”文化和“和谐企稳”文化。

第五代政治文化将对中国以至世界的未来发展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确实很值得关注和预测。

每一种政治文化在推行的过程中，都会产生积极的一面，为社会心态行为及总体演化打下强烈的烙印。于是政治文化的设计与实行过程中最应该注意的，便是如何趋利避害、与时俱进和优化创新。

“革命斗争”文化，既是执政党所特有的指导思想与历史传统的自然延伸，也是寄望于依靠发扬传统来保持其革命性的一种有意设计，但同时也显露出其对从武装夺权转型到和平治国的不适应和缺乏经验。

“革命斗争”对外时往往会受到综合实力及国家关系等因素的限制，于是就比较容易转向和对准内部。而事实证明，用斗争文化来统领和平建设，就像唐吉诃德错把风车当作对手而反复进行无谓冲杀一样，最终可能自乱阵脚，并破坏文化中的人文互信及务实品格。

随后的“改革开放”文化是中国社会走向正常化与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开端。一时间，中国出现了经济领域与政治文化改革齐飞的良好局面。更加可贵的是，中国文化知识界自近现代及“五四运动”以来，所努力推动的民族现代启蒙教育和意识，在几经战争与政治动乱的干扰阻断之后，又得以恢复和重新出发。

但在“改革开放”文化的后期，经济改革开始超前于政治改革，启蒙思潮也逐步丧失主流，这造成的两个结果：首先就是传统权力结构没有得到及时优化重组；再就是许多意识形态层面所难以撼动的、属于根深蒂固的文化落后与顽疾尚未得到充分改变和扭转。

新时期的“市场先行”文化，其积极的方面在于中国终于开始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束缚，更大幅度地调动起市场力量迈向经济发展的新台阶，并开始与国际经济体系与模式沟通接轨。但是，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经济和金钱超前，权力管理体系滞后，文化意识踉踉跄跄，由此催生了权钱勾结、官员腐败、畸形致富及资本原始积累的丑恶重复。

近十年实行的“和谐企稳”文化，试图借助中国传统智慧，调理社会中的官与民、贫与富、公与私等复杂甚至严峻的关系结构。比如，其一方面给予了信息和互联网时代的民众以一定权利空间，甚至开始对一些官员及非政府社会精英的言行形成了某种大众监督制衡；但另一方面，“和谐稳定”也时常被一些官员和部门利用成掩盖问题、逃避责任和压制批评的借口。

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将会是融洽的党群关系及“为人民服务”思想，与如何合理运作权力，同时再揉进当代经济发展因素，意在重拾大众文化的精神和价值支撑，更多体现文化的包容，形成一种大国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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