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当儒家遭遇老牌资本家(2)

《阿凡达》的制作科技确实美轮美幻，虚实难辨，场景画面宇宙般恢宏，三维音像效果呼之欲出。但是，从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感官效应中回过劲来后，只觉得故事本身还是沉闷缺乏新意，某些场面甚至还有些说教的成分，基本没有超脱主流迪斯尼卡通大片的线索安排和情节框架。

同时也注意到美国媒体与影评界对该片的反应，比如2010年元旦当天美国有线电视网CNN评选了2009年最好与最差的10部影片，也专门指出《阿凡达》虽然总体不差，续写着好莱坞大片票房奇迹，但却还是不足以入选年度的十佳影片行列。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隆重上映的《阿凡达》却在艺术（主要应当是技术）和内涵上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也许是编剧加导演的好莱坞名家卡梅隆借此片传达了某些现实中国文化环境里所不太常见常有的想法，于是“物以稀为贵”？但卡氏的情怀与观点在美国应不算是什么太新鲜罕见的东西，也就是众多纷纭的思潮和主张中的一类吧。

更有可能是在美国这种鼓励别出心裁、发明创造、特立独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大家反而对不同观点立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虽然美国经济衰退的巨大阴影依旧盘桓不散，但几许积极的气息已经跃上台面。这是积极的创新气息。比如在此轮经济危机中饱受重创的“汽车城”底特律市，目前正酝酿一个大胆独特的“当代农业都市”新概念，准备尝试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绿色农业种植，希望借此重新振兴这座曾是制造业名城的经济及整体地位。

新科技应用方面，“谷歌”推出了自己的多用途智能手机；“苹果”公司则连续发布全新概念的所谓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旨在继续领导行业及市场创新潮流；再有随着《阿凡达》等立体可视节目的更多问世，市场即将迎来三维立体电视；2010年夏天在南非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其电视转播也将推出立体频道。在核心信息技术领域，所谓高倍提升电脑网络效用的“云计算”，超宽频第4代无线技术，商业会议视频和消费者网络视频发展等新浪潮，都已在紧锣密鼓地酝酿实施。

不是说仅凭着这些创新或发展意向，就可以很快很好地解决长期积累的严重经济与财政问题。然而勇敢地去探索和开拓明天，而不是一味地原地踏步，按部就班，方才代表着一个文明存在发展的可贵生命力及赢得挑战之道！

就中国的角度而言，既然对美国大片的思想和技术创新力赞叹有加，既然对所谓“诺贝尔奖情结”还颇为耿耿于怀，既然“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口号与歌声已回荡了近一个世纪，那么是什么比较“小”的障碍却让中国崛起成为强国的“大”目标前仍显犹豫不决、畏缩不前呢？为什么不能尝试和运用一切可能的策略和手段，不断推动中国发展进步和创新，甩脱历史的羁绊，去勇猛赶超和领先对手呢？

其实，提升创造力的道理也很简单，即应从思维和具体做起。不可能日常的科技探索都不活跃，却突然能蹦出个诺贝尔奖得主；不可能大型民用飞机的主发动机还造不出，却忽然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导演卡梅隆其实是加拿大人，但好莱坞无须刻意教育他应爱美国，只要为他提供合法、合理的自由空间与创作权利，他制造的产品自然会为美国赢得巨大的利益和荣誉。

创新其实绝非什么空洞的概念，它时刻与实力、尊严和追求同在。

再比如2009年春节刚过，在国际经济危机加剧肆虐的同时，中国汽车市场却传出一个别样的消息：中国一月份卖出了79万辆汽车，而美国同月汽车销量为66.8万辆，中国的月度销量首次超过美国。

尽管这只是一个月的销售指标对比，并不真正代表中国已跃居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这个消息还是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震撼。

美国好莱坞电影在表现东方世界时的一个“模式场景”，就是在大街和田间迟缓行进的马车、牛犁或自行车，好像那就永远是东方的节奏和风格。于是现在东方大国中国人开汽车的劲头忽然超过了号称爱车如命的美国人，这确实对东西方的传统心理平衡颇具颠覆性。

大约在十几年前，在美国一所大学的商学院里，中国学生之间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起源于市场课的教授要求每个学生交上一篇未来全球热点市场与产品的预测论文。一名中国学生根据经济发展大趋势，消费者能力提高，人性对舒适和自由出行的企盼等因素，预言未来国际私人汽车市场的增长点必定在中国。

但这个预测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同学的异议，他们从燃料、环境、交通、停车空间、养车费用、人口规模密度、城市规划结构等方面着眼，认为普通中国人如果也追求美国人对私家汽车那样的拥有密度，那首先是不现实的，其后果甚至是灾难性的。

然而15年后的今天，当年争论双方所持的各自立场，竟然在同时同步地变成现实。喜乎？悲乎？有幸还是不幸？最终答案似乎还悬在空中。

美国一家电台的记者最近在上海采访了一位年轻购车者，对方表示现在如果年轻人不拥有一辆汽车，恐怕连找女朋友都困难。受访者的父母还在一旁打趣道：如果有了车，则找个美国女朋友都有可能。看来，汽车文化在中国还承载着相当的社会价值和压力。

应当承认，人类生活有着居与行两大基本需求。比如在美国，家是固定的房子，而车就是移动的房子。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如果居者有其屋是必要，行者是否一定要有其车（指私人汽车），就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口密度高，城市拥挤的国家相反就更加注重发展公共交通系统。

面对汽车与交通发展的“双刃剑”，中国确实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战略岔路口。一方面，尤其在目前国际宏观经济衰退的大局面下，中国国内在保持GDP增长势头、鼓励制造和消费热点、加大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压力巨大，而汽车作为一种高消费产品和产业链涉及广泛的重点产业，其经济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和难以割舍的。

然而另一方面，现实和未来所提出的一大严峻问题是：中国是否应该追求“行者有其（私）车”的目标？中国主要城市目前的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社区拥挤难道不在敲响沉重的警钟吗？人与车争夺空间的大战确实已经触目惊心，汽车是否正将中国步步推向所谓“增长的极限”？

极限的彼岸将是对长远发展宏观平衡的严重破坏，也将与中国可持续增长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

在这个关键岔路口作出抉择的，必须是中国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人物。消费者个人甚至地方政府对此都还无能为力，往往被盲从短视的消费市场大潮所左右。国外的开发合作商更主要为其自身利润和利益所驱使，也绝不会把汽车产业对中国综合发展前途的影响太当回事。

目前，众多国外汽车制造商已开始针对国际汽车销售热点东移的趋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以预期，国内外制造商针对中国汽车市场的新一轮产品、价格和营销大战即将展开。

中国应该何去何从？是简单而不智地重复西方汽车发展的老路，还是在环境、技术、能源、交通统筹等方面做出革新创造？你自己不选择，别人就要替你选择了。

走出历史的轮回

媒体将2002~2012年的中国发展概括总结成“黄金十年”，即中国经济进步、实力提升的十年。中国的发展壮大事实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应该同时具备微观和宏观视角来审视问题。

“黄金十年”这个提法并不新鲜，史家常把1927~1937年间蒋介石政府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称为“黄金十年”。在这之前，其实还有清朝政府主导下的1864~1894年“洋务运动30年”。这些发展阶段都大大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而不无巧合的是，至少从表面上看，清朝与中华民国的两轮发展势头都是由于当时外强对中国利益的巨大侵占，也都由于内乱纷争而中断并夭折。但深究起来，外敌入侵毕竟是外因，中国失败的原因还主要是来自内部。或者可以如此表述，当中国陷于发展瓶颈而踯躅不前之际，又遭到现代化外国入侵者的致命打击，于是便乱成一团，前功尽弃。

我们还不难注意到，中国从乱成一团到重新出发，其间的过渡调整阶段往往需几十年，而且是上路不久，就重新遭遇到传统结构与制度性障碍的顽强阻击。我们在面对“黄金十年”的发展时，也要以历史宏观为坐标系来看，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多重大的进展，在深层次上还是进展的跨度不大。

其实所谓深层次，也并非所想象的那么艰涩复杂，中国需在现代化的三大基本发展目的上进行深层的思考。

第一个是执政，现代化国家必须从程序上实现“权为民所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政府官员，日常在大街上必须能理直气壮地对自己的公民介绍说：我是你们的公务员，代表国家的政府。外出遇到有民众质询：我没有投你的票选你当我的领导人呀。公务员至少还可以回答：你本人可能没投我的票，但大多数国民同意我当选。

如果有公务员遇公民质询却无言以对，或当即七窍生烟，宣称老子有权难道还需要你个平头百姓同意吗？这虽听上去霸气十足，但权力却难以坐稳，更揭示出现代执政逻辑链的严重断裂，其所隐含的恶果无穷。

第二个是发展，现代化必须追求综合与均衡发展。而中国不少地方把发展就简单理解为搞基础建设，上大工程和项目，官员和民众都单纯追求指标及挣钱。这就是现代化了？挣钱与道德是什么关系？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是什么关系？在不少西方国家的主要城市发展过程中，注意到大片绿地以至城市森林乃是现代城市的环保必备，从生物功能的角度看，就像城市拥有发达的肺叶一样，方可有效吐故纳新。

否则像北京、上海及广州那样，凡有空地就搞水泥建筑和广场，绿色植被稀薄，城市森林几乎绝无仅有，再加上过多的车辆及厂矿，废气和污染便淤积在城市盘桓不散，公害泛滥。

这时候有关部门与其纠结于外国大使馆发布大气监管报告上，不如自己对危及子孙后代、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进行深度治理。

第三个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现代化国家的常识和当做的基本功。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成“软肋”。传统上常误把政府的行政权力当成司法权力，于是导致滥用权力；或者底层民众发起反抗，干脆主张无法无天；而制定了法律后又不能有效执行，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到对法律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能用时就用一下，关键时刻还是我行我素。

长此以往，法律和法制的尊严扫地，竟成司空见惯。法律缺乏尊严，也就意味着正义和公平缺乏尊严，而只能助长腐败滥权，纲纪败坏。

总结起来，从1840年至今中国的几轮现代化努力，尽管在量的层面有所建树，但在一些问题上还需要有所突破。如果上述三大现代化基本问题可以很好取得发展，那么中国肯定会走出重复做“无用功”的历史怪圈，“黄金十年”也就会成为黄金年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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