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把战火引向上海(3)

当时正值8月雨季，由于洪水泛滥，延迟了日军集结和展开行动的时间，但第十一旅团到达南口附近时，中央军汤恩伯部十三军已率先到达八达岭、南口一带。汤恩伯部奋力作战，成功地顶住了日军第十一旅团的进攻，随后日军又派出精锐的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增援南口，由于察哈尔方面的第二十九军刘汝明部消极配合，结果导致南口于8月15日陷落。到28日，北方重镇张家口又被关东军拿下，从而导致察南地区再无屏障，日军轻轻松松地将察哈尔全省纳入其控制之下。

此后，得了甜头的日军一发而不可收拾，乃至于9月初兵锋又继续向绥远、山西展开。其实，知道如何开始战争却不知道如何结束战争，本也是日本军队的一大特长。

4.诸侯结盟

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中国的抗战力量，就不能仅仅依靠蒋介石与中央军单方面的力量，所以在平津失陷后，蒋介石有意要各地诸侯齐集南京，共商抗战大计。

北方的阎锡山、韩复榘等人还好说，日军已经快打到家门口了，他们的态度也不能不积极一些。最难搞的当然还是南方的诸侯，而云南的龙云、湖南的何健、四川的刘湘等人又看重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的意见。李、白同蒋介石争斗了10年了，去年还来了一次“两广事变”，所以对于邀请李、白来京，蒋介石心里是没有底的。

早在7月14日的时候，宋子文受蒋介石委托，从江西庐山致电白崇禧：“‘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当时局势尚不明朗，白崇禧担心不测，因此借故拖延。

刘斐是桂系的一员，当时在国防部任职，据说他就是民国人称“三个半的军事家”中的那半个，同为桂系的白崇禧则是其中之一。7月25日，刘斐受蒋介石委托，专程前往桂林邀请白崇禧入京，蒋介石还特意给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封亲笔信。刘斐怕自己的面子不够，便找到了时在庐山训练团的黄旭初、夏威等人帮助说项。

黄旭初、夏威都是桂系巨头，他们身在庐山，也大致看清了时局的艰难，所以力劝白崇禧入京。8月2日，白崇禧终于决定入京，不过为防万一，李宗仁暂留桂林，一面观察南京的动静，一面主持动员计划。

白崇禧这个人是需要好好介绍一番的，蒋介石是非常赏识他的才干的。作为同学的张治中曾经也对蒋介石说道：“健生这人很硬，也很能干，我希望总司令对他特别看待，结以感情，并且使他安心才好。”蒋介石一生三次下野，两次都是桂系逼宫的结果。

白崇禧字健生，回族人，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他父母早亡，是在亲戚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白崇禧从小聪明好学，而且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最终弃文就武，于1915年进入保定军校，被编入第三期步兵科第四连，张治中、黄绍竑、黄旭初、夏威等人都是他的同学。

白崇禧不甘平庸、素有大志，自从毕业后进入陆荣廷的旧桂军，他就已经开始四处串联，准备将来一统广西。经过几年的奋斗，在与李宗仁、黄绍竑等人的精诚合作中，加入了孙中山广东革命阵营的新桂系军阀，终于在1926年初统一了广西。同年5月，新桂系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兼第一旅旅长，负责前敌指挥。

第七军积极策划了北伐事宜，并且由于勇猛善战，在北伐战争中打出了自己“钢军”的赫赫威名；而且白崇禧一路从镇南关打到了山海关，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伐第一人。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白崇禧虽然排名往往在李宗仁、黄绍竑之后，但是论军事才干，李、黄二人自然甘拜下风，而且论对于新桂系的实际影响力，白崇禧是要超过李、黄的，只是他不愿意看到新桂系的分裂，才情愿维持与李、黄的合作关系。即便是论文化程度，白崇禧也比从不读书的李宗仁高出一截，到了后期，李宗仁更是被几近架空。

早在统一广西的战争中，白崇禧就已经获得了“小诸葛”的绰号，以后更获得了“今诸葛”、“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白狐狸”等一串绰号，日本人更夸张地将他称之为“神将”或“战神”。

白崇禧不但善使谋略，也善于打硬仗、恶仗，将自己那股轻易不服输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发生于1927年8月的龙潭战役。当时蒋介石刚刚被挤下台，国民革命军内部出现紊乱，不甘心失败的孙传芳纠集了近7万人的兵力渡江反攻；在龙潭镇附近，孙传芳部背水一战，又全线逆袭革命军，使得双方都没有了退路，白崇禧等人只得拿出全力相拼，战斗异常激烈。这是北伐以后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以孙部惨败告终，后来白崇禧在回顾此战时便说道：“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只要尽量抽调后方之兵使之开赴前线拼命，全是打硬仗，所凭借的只是士气而已。”（《白崇禧口述自传》）

不过遗憾的是，太执着有时就等于固执了，所以常胜将军白崇禧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那还是1930年，为了策应中原大战，反蒋的张发奎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队由广西倾巢北上，准备经两湖向中原挺进。由于同冯玉祥就攻取武汉的时宜协调不力，后续的黄绍竑部又被支持蒋介石的粤军阻断于湖南衡阳，桂张联军于是决定回师大战衡阳。

粤军方面蒋光鼐等部兵力与桂张联军相差无几，又有工事可以依托，本来是不宜强攻的；可是气愤难平的白崇禧极力主张对粤军猛攻猛打，他不以由于南撤带来的士气低落以及长途行军的疲劳为意，就这样，在小诸葛的坚决意志下，一场残酷无比的衡阳战役开始了。

后来，中央军一部以及空军又投入了作战，桂张联军虽得到湘军援助，但形势非常不利。经此一役，联军伤亡3万余人，其中桂军损失过半，剩下不过万余，乃至于黄绍竑精神崩溃，从此不再过问军事，最后投入蒋介石怀抱专搞政治（不与桂系敌对，友好关系基本保持，倒临危受命跟日本人打过）；张发奎部损失更大，只剩下千余人，以至于外界纷纷传言有些心灰意冷的张发奎要散伙（当时薛岳也在其中）。

这一战的影响也很大，广东军阀陈济棠就总结说：“经此一役，西南大定，冯、阎亦为之气馁，可称为大局之转折点，其重要性可知。”（转引自《白崇禧大传》）

白崇禧的确非常自负，他非常瞧不起蒋介石的军事才能，鄙视蒋介石好挖墙脚、好使权谋，甚至李宗仁在他眼里都是“烂泥扶不上墙”。而小诸葛又个性很硬，喜欢拉风，这也为桂军后来在淞沪会战中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就当时而言，中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家、战略家，还是要推小诸葛。

8月4日下午，白崇禧乘坐着国民政府的专机到达南京，蒋介石当晚为其设宴接风，蒋、白二人把手言欢，至少在表面上结束了近10年来的公开对抗。白崇禧入京，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一向善于煽风点火的日本报纸宣称：“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白崇禧这人是个不轻易妥协的人物，可能日本人正是看到了他这一点。而且他能够与蒋介石同仇敌忾，也表明中国内部的团结已经空前加强。所以小诸葛入京就职，对于蒋介石坚定抗日决心无疑起了促进作用，随后他就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负责拟订作战计划。

既然小诸葛带了这个头，其他各省的诸侯也就相继放下心来。8月7日，四川王刘湘自成都抵达南京；9日，云南王龙云自昆明抵达南京；在此前后抵达的还有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叶剑英等人。

就在8月7日，蒋介石召集了国防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公开称：“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分析，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不过也同意“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一旦战争打响，“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8月8日，蒋介石又在南京郊区召集从外地来京的诸侯们举行党政联席会议，与会的有白崇禧、阎锡山、韩复榘、刘湘、余汉谋、顾祝同、何健、何成濬、刘峙等，会上大家不仅表达了明确支持抗战的态度，也对抗战御侮方针进行了讨论。

蒋介石在会上明言道：“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中国的劣势固然非常明显，战争打起来或有亡国之虞，然而危机又意味着转机，“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而得福也”。

四川打了20年的内战，川人深以为耻，所以刘湘在卢沟桥事变第三天就请缨抗战。此人除了有点迷信，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他在会上便高屋建瓴地指出：“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日本人的军事力量虽然比较我国为优，但其必须利用铁路等交通线，始能展其所长。离开了交通线，不但军队调动困难，给养补充更不容易。我们只要采取正规、游击两种战术，在交通线两侧及其前方后方与敌周旋，即可作持久战！就国际形势来看，日、德、意三国企图独霸世界，美、英、法、苏必不会坐视。由中日战争发展到国际战争，是有可能的。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转引自《淞沪大会战1937》）

刘湘还表示：“抗战，四川可以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的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也许牺牲与贡献最大的非四川莫属，而且就是在1937年6月间，川南地区还发生了一场惨不忍睹的大饥荒。不过可惜的是，刘湘本人却于1938年1月病死（病死后被栽赃与韩复榘图谋倒蒋，事见《韩复榘与西北军》）。

对于此次会议，蒋介石非常满意，当天还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将领集首都，共赴国难，乃胜利之基也。”实际上，共同御侮的观念和行动的确暂时消解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促进了他们多年的合作；等到他们在一个战壕中战斗了多年以后，尽管还有斗争，但基本再没有大规模冲突过。

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便就此评论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10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会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全体官兵打气。他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两天后，军事委员会进一步批准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

8月1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撤销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机关，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被选为正副主席。不难看出，蒋介石已经着手在做应对华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了。

8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70次会议，又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8月16日，国民政府授予蒋介石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名义。

5.导火索——大山事件

在8月初的时候，精打细算的日本部分高层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准备将战争控制在华北，不希望扩大，察哈尔作战已经算是他们意料之外的了。

重光葵写道：“以石原第一部长、多田参谋次长为首的参谋本部……代表北方派的参谋本部，认为把日中事变扩大到华中及华南，会分散日本的战斗力，削弱了北方的防御使之处于危险之中；在国家国防尚未完善的今天，用兵应尽量加以限制，对华北以外的事件，宁可牺牲亦不应出兵。这是北方派的意见，也是负有统帅责任者最有理由的意见。”

同样，中国方面在此时对于华北的重视程度也是首位的。8月7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中，经过蒋介石核准，全国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80个师，其中仅在河北方面准备使用的就达50个师，并且已经在源源不断地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另外，弹药储备在黄河以北，也囤积了三分之二。

8月7日，蒋介石突然注意到日军舰从汉口沿长江撤出的情况，他由此判断：日方军力上已出现困难，调兵以图补救，并非集中兵力再行进攻。因此，他确信对日作战正当其时，“胜算已操于我矣”，只要对日本人狠狠一击，肯定会让他们乖乖地坐到谈判桌前。

实际上，日舰急急忙忙撤出长江，本是蒋委员长墙脚被挖的结果——此前，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国防会议时，就曾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抢在敌人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通过在江中沉船的办法，堵塞住长江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基本截断。本来该会议属高层机密，可是日本女特务南造云子收买了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黄浚与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同为最高会议的记录员，他迅速将这一情报转告日方，致使日方抢先一步，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由此破产。

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没有意识到有内鬼，以后连续几次最高军事会议的泄密，才使他意识到可能有日本间谍打入了国府中枢部门。直到8月26日的一次，蒋介石还险些被日本飞机要了性命，他由此下决心彻查，不久才终于破案（宋美龄也曾前往淞沪战场慰问，结果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8月9日，“大山勇夫事件”（又称“虹桥机场事件”）发生，这既给了日本军人挑衅、加压的理由，也给了蒋介石狠狠还击的机会。

这一天很热，下午5点多的时候，时年25岁的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时年19岁的一等水兵斋藤要藏，二人身着戎装，驾驶军用小汽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疾驶，想要强行进入虹桥机场。近日机场内的相关情形日方已有所耳闻，所以派出大山勇夫前往侦察。二人受到守卫机场的中国宪兵制止，这些宪兵实际上就是此前秘密到达上海不久的正规军化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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