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南京！南京！(1)

1.双重失利

中国政府明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战胜日本的，所以一直在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当时，国府中央做了两件主要的工作，一是拉拢英美，希望他们出来替中国主持公道；二则是试图分化德意日三国的关系。

张静江、胡适两人受蒋介石委派，分赴英、美担任第一项工作（还设想派宋美龄赴苏）。在美国期间，胡适见过了罗斯福，并在旧金山的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了“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演说。担负第二项工作的，正是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蒋百里，他的任务是前往意大利与德国争取两国领袖的同情，并设法劝阻意大利加入德、日缔结的《防共协定》。

蒋百里早年留学德国，后来也曾一度到欧洲考察，结识广泛。10月25日，蒋百里首先在意大利见到了墨索里尼和他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墨索里尼翁婿对于中国还算了解，也与张学良等人熟识，但是考虑到自身的影响力有限，所以墨索里尼表示，中日纠纷最好还是由德国出面斡旋。

在谈话中，蒋百里得知意大利已决定参加《防共协定》，为了竭力挽回局面，蒋百里不得不兼程前往柏林。通过驻德大使程天放的联系，蒋百里首先见到了德国外长纽拉特和希特勒的左右手、国社党要人、空军元帅戈林。德国当时与中国的联系非常密切，此前德国国防部长访华时还曾表示，德国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反抗日本的霸权，所以纽拉特、戈林表示德国关心中日之间的战事，也愿意把握时机出面担任两国间的调停人。

事实上，此时的德国是最能为中日双方接受的调停人。一方面，德国与日本之间有反苏条约关系，它不愿看到日本势力消耗于中国战场；另一方面，德国顾问正在协助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它对苏联日渐增加援助中国颇感不安，中日战事若不早日停止，中国有可能被迫联苏，从而走到德国的反面去。而且，日本政府本是想让英美出来调解，可是军部不愿意，军部只能接受德国。换句话说，日方自己依旧是精神分裂。

希特勒架子比较大，而且他的态度与很多倾向中国的官员不同，他倾向于中立，不愿意过问中日之间的破事；蒋百里久等都没能见到希特勒，当时九国公约会议已经召开，蒋不得不先行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协助我国代表参加会议，直到不久之后才又回到柏林。

与中国急迫心情相似的是，日本在决定了外交与军事配合政策后，也急于请求德国出面斡旋。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达了这一意愿；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也电令其驻柏林武官陆军武官大岛浩试探德国调停的可能性。

如此一来，便有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之举。就是在10月23日，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麦根逊电令陶德曼，令他转告中国政府：德国认为，“就目前形势来说，中日直接谈判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愿意作联系渠道”。

10月31日，陶德曼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转达了德国愿为促成中日谈判居中斡旋的态度。陶德曼还劝告中国政府不要对九国公约会议抱有希望，应与日本直接谈判；同时他还批评中国政府与苏联缔结条约，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就使中国与日本很难达成协议，为使日本谅解，中国修改对苏条约是必要的。

陈介表示，必须知道日本的谈判条件才好进一步考虑。次日，陶德曼又会见国防参议会主席汪精卫、军政部长何应钦，确认了中国的和谈意愿。

11月2日，日本唯恐九国公约会议会采取不利于己的行动，所以很想在会议之前与中国政府达成和议，为此广田外相把日本的谈判条件通知狄克逊大使，狄克逊立刻转呈柏林。3日，德国外交部长纽拉特分电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狄克逊，指示他们通知其驻在国以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的决定。

陶德曼在得到外交部训令后，于11月5日在南京晋见蒋介石，面述了日本的和平条件，其要点如下：一、内蒙自治，其国际地位类似外蒙；二、扩大华北不驻兵区域，华北行政权仍属中央；三、扩大上海停战区域，上海行政权依旧；四、停止排日，按照去年张群与川越之态度去解决；五、共同防共；六、改善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中国之权利。

这些条件都是历年来日本欲强迫中国接受而未能得逞的旧调，只是其中没有特别列出中国承认“满洲国”一条，似乎日本人也明白，那不仅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也是西方列强所不肯承认的。

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在所著的《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中指出，日本人的实质要求其实是这样的：

第一条：要中国承诺成立内蒙自治政府，好让日本继续分化华北。

第二条：要把平津“特殊化”，扩大不设防地带，好让驻屯军控制更多中国的领土。

第三条：要根据1932年“上海停战协议”，使上海全无武装，以控制航空、海运、长江水运及通信等交通权利。

第四条：要把张群与川越之间的“排日问题”谈判，谈出停止排日的结果。

第五条：要以“共同防共”为幌子，让日本增加华北及内蒙驻兵，中国停止抗日活动。

第六条：要降低日货进口关税及原料出口限制，以继续攫取我国的资源和财富。

第七条：要继续在中国享受更多的特权，顺便给予其他外国一些口惠不实的甜头。

对于日本人的条件，蒋介石自然不会答应，他表示：这些条件“仍以防共协定为主”，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如果中国同意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的”。

但是陶德曼认为，要求日本恢复战前的状态是不现实的，而假如继续对日作战，这对于南京政府而言，无异于是自杀；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吸取德国在一战中的教训，尽快接受日本的条件，而不要拖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向孔祥熙与白崇禧等人表示，目前战局非常严重。

蒋介石对于这些建议表示拒绝接受，实际上，与日本对九国公约会议的忧虑相反的是，蒋介石则期望此次会议可能对日本采取某种方式的惩戒行动，因此他对于德国的调停努力，暂时采取了观望态度，并不予积极配合。

然而天不遂人愿，等到战场上严重失利的时候，外交场上也是祸不单行。

从军事上说，上海战场在10月底时已经大势已去，只能及时撤退、转移到吴福、锡澄两条国防工事线上进行整补，以作长期抵抗。

可是九国公约会议召开在即，蒋介石出于政略考虑，硬是决定再在上海坚持一阵。当年李鸿章面对俄国的承诺，一面电告身在朝鲜的叶志超不要轻举妄动，一面电令丁汝昌叫海军将士不要请战。虽然一个是硬顶而不及时转圜，一个是拖延而不认真备战，但可谓同出一辙，就是把希望过分押在了外国干涉上。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家根本赶不上世界形势，这可能是李鸿章、蒋介石等人外交失策的主要根源。中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怀抱的都是些传统的类似纵横家的观念，而那种纵横家的思维早已不适于现代外交：首先说，列强之间虽然是竞争关系，但还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不触动其核心利益，一般不会轻易诉诸武力，因为他们清楚，列强之间一起纷争，可能后果会很严重，代价往往很高。其次就是民主因素，在英美等国，大问题并不是某个人能独力决定、拍板的，好比美国总统罗斯福，起初他的权限也非常有限，只是后来随着战争危机的加重，才慢慢扩大了权限。

11月1日晚，蒋介石在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中，召集第三战区师以上将领开会，会上他专门强调道：“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坚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抱着侥幸心理的蒋介石又将新开到的十余万新生力量投入上海战场，继续这场注定失败的赌局。李鸿章当年在甲午战争时不以独力奋斗为主，蒋介石前车有鉴而不吸取，实在令人痛心。

陈诚后来在1938年总结这一血的教训时，便委婉地说道：“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获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沪战的经过与教训》）

我们不难想见，假如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更为出色一些，英美等列强对日本的态度势必会更强硬一些；反之，他们的底气也会有所不足。

假如日军在战场上被拖耗半年以上，那么以日本有限的国力，他们一定会感到巨大的压力。正是为着一举解决事变，日本才狠心地投下了第十军（另还有第十六师团）这一大注。

跟松井石根一样，柳川平助（1879~1945年）先前也是皇道派的一员，在日本本土“二二六兵变”后的整肃中被打入预备役，此次淞沪会战爆发，骑兵出身的他因善于长途奔袭而被重新启用，被任命为第十军司令。

日军最初制订的作战计划，就是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和西南的杭州湾登陆。为此，日军早就对杭州湾实施了侦察，收集了有关地志资料，对中国的特务工作正是日军所擅长的。8月20日，蒋介石曾得报，金山卫有日本水兵登陆侦察，蒋指令“严防”。

经过一番细密的侦察和准备，11月4日夜，日军第十军在第四舰队护卫下约乘100余艘大型舰船进入杭州湾。为了虚张声势，日军在登陆前还施放了一批写有“百万日军登陆杭州湾”字样的宣传气球。次日拂晓，日军开始实施登陆行动，其中第十八师团从金山卫以东金山嘴、漕泾一带，第六师团（配属国琦支队）从金山卫以西金丝娘桥、全公亭一带同时登陆。第一一四师团作为第二梯队，则在11月8日才实施了登陆行动。

第十军总兵力有10万之众，上海战场的天平就这样一下子倾斜了过来。

当时，担任金山卫一带正面防守的，不过只有第六十三师的两个连，当然无法阻挡日军的强大攻势。张发奎在得知日军的登陆行动后，急调第六十二师、独立第四十五旅及新到枫泾的第七十八师前往阻击日军，并令在青浦的第六十七军向松江转移。可是远水难解近火，就在各部队尚未到达之前，当夜日军第十八师团已经进至亭林镇、松隐镇之线，第六师团国琦支队已经进至金山县城，主力正进一步向沪杭铁路方向前进中。

情势已经相当危急，蒋介石征求陈诚的意见，陈认为应该迅速后撤以便调整战线。可是蒋介石还抱着幻想，希望增援金山方向的守军能够稳住阵地，6日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所以他要求正面作战的各军再坚持3天，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时候又赶上天雨泥泞，加上日机轰炸，以致前去堵漏子的中国军队行动迟缓，日军后续部队源源登陆。第六十七军尚未集中，就被敌人各个击破。7日，六十二师、七十九师在反击时也被日军击退；8日，松江陷落，如此一来整个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就有了被围歼的危险。有鉴于此，白崇禧再次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应向国防线后撤。

此前，朱绍良、何应钦等也提出，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不撤的地步。蒋介石权衡利害，这才认识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重。”

眼见已无力回天，蒋介石这才于当夜急忙下令从上海撤军，但他仍然担心此举会对九国公约会议造成不良影响，“借此战略关系而撤退，使敌知我非为力尽而退，则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此时的蒋介石思虑的焦点还在于国际观瞻，而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处境的极端危险。

事实上，当时前线部队已处于崩溃之中，即便是有效的转进，也已经无法组织起来了。而且由于命令下达的手段又极为落后，乃至于命令到达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手中时已是11月9日。此时，部队已陷于极端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已经很难掌握其部队了，以至于有些部队看到友军撤退，竟不待命令也擅自撤退。

与此同时，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后，为了统一指挥，参谋本部便将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临时组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此时，参谋本部为华中方面军规定的作战任务是“以挫伤敌之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为目的，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敌人”，同时又规定“作战地域为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参见《长编》）。

参谋本部之所以规定作战地域，而不允许华中方面军擅自行动，目的还是希望军事上失利的中国乖乖地回到谈判桌上，以尽快解决事变。

但是，以日方坚持的谈判条件来看，想让中国就此妥协，简直是痴人说梦。偏执、好做白日梦的日本人，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一只不愿意“扩大战事”的“和平鸽”，一方面却又以妄想狂般的谈判条件加飞机大炮，逼迫中国军队放弃抵抗。有道是“自作孽不可活”，几年后的历史告诉我们，日本亲手把自己送进了坟墓。而现在，他们正在拿着铁锹，冲着1945年的目标而努力……

2.淞沪失守

撤退、转移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没有了预备队，更大大加剧了全身而退的难度。

一个合格的军事家必须既善于组织进攻，又善于组织撤退。像1938年台儿庄战役后期，李宗仁、白崇禧手上始终掌握着桂军这支可靠的预备队，所以才没被日本人咬住，尽管李宗仁本人差点陷于敌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部队是要逐次掩护、占领阵地的，可是由于慌乱，这一命令根本未被遵守，从而形成了各自溃退的局面。一般而言，当一支部队伤亡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时，这支部队就有了崩溃之虞；此前由于将士们受爱国情绪的激励，加上督战队的严格监视，战场上的纪律还能勉强维持，如今该撤了，如同紧绷的弦一下子松弛掉一样，自然一泻千里。

从11月9日起，左翼和右翼两大作战集团60多个师的大军，从北起长江南岸的江苏浏河，到南至杭州湾北岸的浙江乍浦这一线上，由东向西开始了大规模的转移运动。这样大规模的撤退，也只有1812年拿破仑从俄国的溃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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