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群峰壁立太行头(7)
这个时候，党中央领导的民主作风正是发扬光大的兴盛时期，少有棒子打人。谭政上书万言里也曾提出了“为了遵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后的统一行动和编制体制，建议取消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意见。对于这样的意见，上级没有批评指责，只在转发谭政报告的按语中指出，除政治制度的改革意见尚待研究以外，谭政所提红军新时期政治工作改进意见是正确的。谭政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受训毕业，即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主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又成为毛泽东指导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如果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长河里，毛泽东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等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了大发展，那么，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外称八路军政治部）对军队的政治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而谭政在这个时期，除了处理日常工作，还写了不少政策性很强、有益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文章。延安时期，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八路军各部队分散在各自的战略区独立作战，而总部很难直接了解到部队的情况。谭政也一样，一年四季就在延安这个小“天地”。但他有一个特点，凡是给他提出过批评意见、指出工作中错误的干部，他都觉着可亲可敬，从不报复或给人下不了台。所以，尽管他工作态度严肃，但人们都愿意亲近他，和他说知心话，因此，部队专程来找他反映情况的干部总是络绎不绝。
关于八路军的干部政策，谭政延安时期撰写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八路军正确的干部政策应当是：无论对待干部、团结干部、培养干部，一律不许有任何私人路线和狭隘的宗派思想。具体说：第一，不存私见。无论提拔干部和使用干部，都是从党的原则出发，不是从私人路线出发的；第二，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都一视同仁。党与非党干部之间，只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义务；第三，既不姑息干部，也不糟蹋干部，在干部中高度发展自我批评，依靠自我批评去团结干部、锻炼干部和提拔干部；第四，奖励先进，反对后退，拿先进的标准，作为鉴定和信赖干部的主要尺度。”
这一段话，也可以说，是谭政为自己写下来的座右铭，为自己所竖立的一面镜子，时常照照自己是否严格遵循了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这一段话，实际上，是谭政自己思想作风的一个写照，这也是各类干部愿意亲近谭政的一个主要因素吧！
当然，别看他有时候有些固执己见，性格孤僻，但是，当他发现和认识到自己的缺点错误的时候，就认真检讨改正。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限制，八路军部队未任命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一度受到削弱。后来，他认识到自己1937年3月上书《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中也曾提出过取消政治委员这个错误意见，于是，立即纠正。他亲自起草，并由“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政”签署，于1937年11月12日发布了一项命令，指出：“……目前抗战已走上新的阶段，为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巩固党在红军中的影响，争取抗战的胜利，特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处（部），恢复原来的名义。”
谭政曾谦虚地说过，如果说，他在抗战期间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起草文稿、撰写的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些指导作用的话，应该是有毛泽东等人的指导，有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自己只是动手执笔写出来而已。他并没有把功劳“收入”到自己的“账本”里！这也是谭政品德高尚的另一个方面。
谭政在工作中，得到过许多同志的帮助，如傅钟（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曾对他的文稿提出过宝贵意见，又如肖向荣，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士，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谭政撰写了文章，都听取他的意见；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文章，也都经过他这个主编之手的修改。
还有，就是胡耀邦，湖南人，当时是主管干部、人事调配工作的组织部长。谭政《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章，起草和形成过程中，都得到胡耀邦同志的帮助。
《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文章写成后，谭政送给兼总政治部主任的毛泽东审定，还附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明了文章的起草经过。谭政和胡耀邦商定的八路军的干部的方针政策，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1942年，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毛泽东指示，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以“古田会议”决议“当作课材”，在部队开展肃清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运动。这时候，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又叫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会上，谭政就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作了检讨。谭政这个检讨报告的稿子，是仿照“古田会议”决议的格式起草的。先分析了军阀主义残余的各种表现、危害和产生的原因，同时提出了纠正的方针政策和要求。随之，毛泽东召集联防军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讨论了部队政治工作问题。
出席会议参加讨论的有这样的几位军队的将领：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徐向前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
经过一番讨论，暴露出了军队中的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和教条主义偏向，也暴露出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那年，是一个灾荒年，从陕甘宁边区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粮食歉收，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所以，没有机会解决军队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当严重的经济困难得到暂时解决，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时，毛泽东又在考虑军队中揭露出来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天，毛泽东把谭政同志请来研究抗日战争反攻前夕又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问题。炭火盆边两个人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谭政同志，你考虑过没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界高级干部整风会议上，揭露和批评军队那些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军队本身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以及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种种矛盾的劣根性。”
谭政低头不语。但他十分镇静，一面聆听毛泽东的指示，一面深思军队中产生了这些个问题的后果，心里感到内疚，暗中责备自己在第一线“指挥”工作中的失职。
“你在高干会上检讨军队方面关于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我看过了，提出了纠正的方针和要求，这都很好。那恐怕只是军队问题的一个方面。我的想法，要把整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错误的思想倾向，还有会议中提出批评的在军队和党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军队本身内部关系上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凡是存在的缺点，都应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检查大会加以揭露，从而纠正不良现象，平复不满心理，造成军队内部亲切友好团结的空气，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高潮！”
“是的，主席，在军队政治领导方面，我的缺陷很多，工作中单打一，出现一种倾向，只考虑解决纠正某一种倾向，没能认识到一种错误倾向和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关系，以及各种错误倾向的根结。”在毛泽东亲切交谈的启示下，谭政开始考虑军队政治工作各个方面的问题。
“但是，谭政同志，你不要有压力。”毛泽东说：“军队工作，有一个时期我抓得不够，如果说政治工作中出现一点偏差的话，我这个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是先要负责的。打屁股板子，也应该先打我的，你说是不是？”
两个人谈话，情绪高涨，会意地笑了起来。
“谭政同志，你还记得井冈山上要打陈伯钧屁股板子的事吗？”
“记得，那次，我还以为陈伯钧真要挨屁股板子了。”
“说是那么说，哪能真打呢？”毛泽东说，“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整风运动、民主运动，把问题揭露出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亮相了！这是好事，是整风运动的一大收获。部队的民主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种错误倾向揭露出来，要我们去认识，去解决，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啊嗬！”谭政豁然醒悟了。
“那么，谭政同志，你回去就作些准备，把整风运动中、高干会上对军队方面提出的那些意见理一理，再在部队里开展一个民主运动，对各级领导上的错误揭露一番。你带机关干部再深入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写成报告，提出改进的办法来！”
“啊！你们谈得这么热情洋溢哟！”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来了。毛泽东、谭政都站立起来，和周恩来握手。
“我在和谭政交谈，要他起草并在西北局高于会上作一个《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把军队这个历史时期揭露出来的问题解决一下。”“我很赞成。我也是为这事来的。谭政同志，你起草报告的中间，可以仿照主席1929年为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那个‘古田会议’决议案，要分析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表现、危害和产生的原因，还要提出纠正的方针和要求来。这样，才能形成像‘古田会议’决议案那样的历史文献！”周恩来附和毛泽东的话，补充指示说。
“对的。不要着急，花点时期好好考虑考虑，先起个草稿，多方征求意见，多改几次，是会成功的。恩来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稿子写成，先送恩来审定，提交书记处讨论。”
“不能，谭政同志，稿子写成还是先请主席修改定稿，再提交书记处！”周恩来马上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既然《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由谭政同志起草，并确定由他作这个报告，我就先走一步了，你们接着谈吧！”
谭政接受在大会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任务，深感责任的重大。他向毛泽东提出许多问题，与毛泽东商讨决策。周恩来走了，毛泽东和谭政又继续畅谈起来。
炭火盆里的木炭烧成了白灰，谭政拿起火筷子又去夹炭。两人都不再讲话了。
“你在想什么呢？谭政同志。”还是毛泽东先开口，“又为何情绪忽然变得郁闷？”
“主席，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使我想起了13年前的1929年，也是个大冬天，咱们两个人，围着炭火盆儿谈天，谈了一个白天，又谈了一个通宵，后来执笔起草，我帮你抄稿，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案，保证了红军的发展壮大，又打出了今天抗战的这个新局面。啊！可真不容易呀！”
“历史条件变了，情况不同了，谭政同志。”毛泽东又接起前面的谈话，“就要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情况，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用哲学的名词说，叫做实事求是。还记得吗？1929年冬天，我们讨论红四军中的问题，是解决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军队内部是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军阀主义；现在，不仅要继续克服军阀主义倾向，还要解决官兵关系十分紧张这样一个主要矛盾。有些人一当官就不关心士兵疾苦了，士兵提意见，他又压制民主，打击报复。”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接着说：“还有，井冈山时期，开始，不懂得发动群众，也不维持部队纪律，搞得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恶化，弄得没有粮食吃，记得吧？咱俩也天天一个房子里喝南瓜汤？”
“记得，当时熬夜写文章，能吃碗带咸味的南瓜汤，就算好的了！”
“缺粮，又少盐啊！”毛泽东说，“现在咱俩吃的什么呀？”毛泽东用筷子敲了敲碗边，“现在吃的小米饭！你说，要是不关心群众，军队不开荒生产，咱俩能这样‘丰衣足食’吗？”
“哈！哈！”谭政笑，毛泽东也笑了，“所以，你这次在高干会上的报告，不仅要解决官兵关系的问题，还要检讨军民关系，检讨军队和地方党、政府之间的关系……”
“好了，主席，今天来你这里，肚子喂饱了，脑子里装满了你的教导。该回去了，回去，好好消化消化！”
谭政和毛泽东握别。
毛泽东送谭政出门来，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在院子里停留下来，问谭政：“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三十八了。”谭政回答，但不明白这突如其来的问话的意思。
“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是快四十的人，那早就该‘立’了？”
“嗯！”谭政还以为毛泽东在鼓励他承担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任务呢，便莫名其妙地答应了一声。可又见毛泽东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笔画着，就再等候着毛泽东的问话。
“你知道你原来的名字叫谭世名。可你注意过现在的名字——谭政吗？”毛泽东问。
“这个不曾想过。”“你数一数‘谭政’两字是多少笔画？”
谭政也用手指在另一手心里笔画着数着笔画：“28画！”
“那你再数一数我‘毛泽东’三字多少笔画？”
谭政又在自己手心里数了“毛泽东”的笔画数：“也是28画呀！”“咱俩从井冈山——长征——延安，共事15年有余了，大概你没有想过这一个十分简单的字。好哇，你28，我28，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吗？28画不平常啊！”
谭政恍然醒悟过来，会心地笑了。毛泽东停顿一下，又说：“我们都是姓‘共’嘛，做了共产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在奋斗呀！”
……一个“共”字，把毛泽东——谭政两人紧紧联结一起。这也是毛泽东委托谭政在西北局高于会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用意。《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终于写成并由谭政于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报告了。《报告》引起了轰动，很多高级干部高度赞扬了它的重大意义，评价它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的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
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在军队建设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
1944年4月20日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指出：“谭政同志1944年4月11日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同时指出：“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了指导和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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