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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斗法逞心计,显露魔鬼本色(1)

小说: 戴笠大传      作者:朱长江

上海滩第一杀手王亚樵的出现,的确给戴笠出了不少难题。多少次围追堵截,不过空耗力气。就连“老蒋”也寝食难安,威逼利诱总是梦。还是戴笠狡诈无比,制定四套方案,香港围堵,广西设下反问计,置兄弟于死地而后快,要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一 政坛杀手,“老蒋”心慌

王亚樵在上海滩不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流氓大亨们对他另眼相看,而日也曾与戴笠结拜为兄弟,而其组织的“安徽帮”更是显赫一时。

1927年秋,王亚樵曾计划谋刺助蒋为虐的安徽军阀陈调元。适时戴笠在上海因蒋介石下野,密查组解散,生活无着,颇为困厄,但他却没有去找王亚樵。戴认为王亚樵其人生就反骨,难为政府所用。在戴看来,凡是与政府作对的人,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1929年,王亚樵与“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刘庐隐、余立奎等人组成反蒋集团,开始积极谋求以军事实力讨蒋。并由王亚樵联络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反蒋,但由于反蒋组织成员、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告密,西南派的中坚人物王乐平被蒋派遣的特务陈希曾暗杀,方振武被诱捕软禁于南京,石友三失败。王亚樵知情,派杀手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10时将赵铁桥击毙于上海招商局门前。

1930年,蒋为筹集剿共经费,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王亚樵为此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发起召开抵制“米照捐”大会,同时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组织安徽米商罢市,米船停运等等,造成米价飞涨,民众也恨政府,蒋不得已取消“米照捐”。蒋后来得知此次运动是王亚樵一手筹划组织,当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从此,戴笠与王亚樵的兄弟关系结束,开始了长达六年多的较量。

1931年2月28日,蒋下令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携二十六万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亚樵,请求杀蒋救胡。王受命后,经过周密的研究和计划,派出两路刺客,分赴南京、庐山,伺机下手。在庐山一地,杀手陈成在山道上恰遇蒋介石,陈成掏枪就射,但由于距离稍远和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陈成一击不中,当即被蒋的卫士乱枪打死。南京一地,四名杀手终于等到一次蒋介石演说的机会,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学生混进会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因担任总联络人的王亚樵妻子王亚瑛临阵怯懦,发出“暂缓执行”的暗语,使得南京刺蒋功亏一篑。结果,两地刺蒋都没有成功。

1931年7月23日下午,王亚樵本着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亲率杀手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但误中宋子文秘书唐腴胪,宋却死里逃生。

刺蒋、刺宋未成,却给蒋介石集团以极大的震慑,加之当局久未破案,更使蒋等人寝食不安。在当时,戴笠仍在“跑单干”,未形成自己的特务系统,羽翼未丰。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还没有一个人是王亚樵的对手,因而王亚樵达到一生暗杀活动的顶峰时期,陆续干出一些轰动国内外的大案。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日本“天长节”(灭皇诞辰)活动。王亚樵受代理行政院长兼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之托,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学生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捣毁了“天长节”庆祝会场,当场炸死日军白川大将、居留米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瑞、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十三人,其中自川大将是被中国军民在整个抗战期问击毙的最高长官。此次爆炸影响所及,犹如一场地震,震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东亚问题的裁军会议上,与会的各国外交家们也受到强烈震撼。

白川被杀,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并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能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决非等闲之辈,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可除太呢?于是,蒋要当时出任特务处长不久的戴笠密查“四二九”案系何人所为。

戴笠经过调查,确认此案系王亚樵所为,于是如实向蒋汇报。蒋决定对王亚樵进行政治收买,并要戴笠寻找与王亚樵联系的渠道。戴笠得令后,派特务处特务、早年曾与自己一起追随王亚樵的门生胡抱一携四万元巨款到上海收买,遭到王亚樵拒绝。蒋介石一计不成,再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亚樵合组安徽省政府,让王出任省政府副主席,以此作为诱饵,又遭到王的拒绝。

两招不灵,蒋认为王亚樵是不愿屈居早年的两个盟兄弟之下,于是派王亚樵的安徽老乡、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亲自上门拜会王亚樵,开出的价码是陆军中将的实职。

二 四套方案,置之死地而后快

起初,戴笠由于曾与王亚樵结拜为兄弟,王亚樵又确是一难得人才,惺惺相惜,戴笠对王亚樵尚存恻隐之心。成立特务处时,戴曾向蒋推荐起用王亚樵,但蒋认为“此人思想左倾,不可为我所用”,戴笠见此,不再提起王亚樵三字。现在王亚樵已威胁到蒋的存在,戴笠仅有的一点同情和患难之情已不复存在。

但王亚樵的实力和手段他是知道的,要追捕王亚樵,绝非轻而易举的事。于是,戴笠亲率大批特工人员,赴上海周密布置和坐镇指挥。全力缉捕王亚樵。

到上海后,戴笠立即指挥军警及特工人员包围了已经掌握到王亚樵的几个住处,其中有王亚樵母亲及发妻王淑英在拉都路的住处。接着对王亚樵弟弟王述樵的律师事务所以及大华公寓、亚洲饭店等地点,进行搜捕,结果全部扑空。

这一切,早在戴笠的意料之中。他知道王哑樵长期生活在险恶处境之下,早已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善变的性格和作风。王在上海,仅秘密住处就有十几处,居件穿戴打扮、交通工具,一日数变,行踪飘忽不定。其确切行止,就连身边最亲信的大将郑抱真、龚春浦以及妻妾王淑英、王亚瑛等人,也不能尽数掌握,往往只是在王亚樵到一处地方后打电话告知,而通话常用暗语,外人虽然听到,也不疑是他。至于王亚樵一般徒众虽多,但对王亚樵的情况却知之甚少。

戴笠早年在上海流浪时,由于曾有意向王亚樵靠近,曾对王亚樵做过一番研究。湖州结拜后,又从近处对王亚樵做了一番观察,并通过结交王亚樵身边的亲信心腹,了解掌握了许多王亚樵性格特点及活动规律的第一手资料。

1931年,戴笠正式受命监视王亚樵的安徽旅沪学会的活动情况,已经使他意识到自己迟早将与王亚樵发生一场恶斗,于是他便开始从各方面调查、研究、掌握王业樵及其安徽帮的活动规律。因此,戴笠对如何追捕王亚樵,心中早已有底。

第一方案是围捕。戴笠报经蒋同意,统一组织上海的军警宪特机关严密封锁上海所有对外的海陆空通道,防止王亚樵逃出上海。尤其上海的太古码头是上海到香港及国外的海上交通要道,戴笠更是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行人进行严密盘查。戴笠认为,只要王亚樵这条大鱼始终被围在上海这口池塘里,无论池塘里的水多么混浊,终有被捞到的一天。相反,如果王亚樵一旦溜出上海,不啻一条大鱼游进大江大海,到那时再捕捉就十分困难了。

第二方案是守捕。戴笠深知王亚樵一向神出鬼没,要捕捉他绝非一日之功,唯有放长线,钓大鱼,骄其心志,使他逐步麻痹松懈起来,然后一举出击,以竟全功。这也是孙子所说:藏于九天之下,动于九天之上。于是,戴笠下令对已经发现的王亚樵的各个秘密住所,均在周围布下许多便衣特务,日夜监视,不得有一丝一毫懈怠。对王母、王淑英,他也没有抓捕,以用作香饵,钓取“金鳖”。戴笠反复告诫手下的特务:再机警狡猾的鱼,总有抬头浮水的时候,关键是捕鱼的人要有耐心,切不可心浮气躁,以致功亏一篑。

第三方案是诱捕。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悬赏百万元,带着蒋介石的成命,让杨虎拜见了王亚樵。

杨虎对王亚樵说:“蒋公很欣赏你的才干,希望你弃暗投明,效忠党国。”

王亚樵嘿嘿一笑,问道:“那给什么条件呀?”

杨虎很认真地说:“封你为陆军中将,而且绝对有实权。”

王亚樵说:“我还以为老蒋要把他的位置让给我呢,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陆军中将!没球意思,不干!”

结果可想而知,杨虎气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听完了杨虎的汇报,嘴里虽然说了两声“很好!很好!”心里早已下定了决心,此人既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坚决铲除,以绝后患。

正在此时,发生了,王亚樵谋杀国联调查团一案,点燃了蒋戴与王亚樵血战的导火线。

原来,日本侵占东北后,经国民党政府一再交涉呼吁,国际联盟派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率五人调查团到中国进行调查。调查中,李顿发表的谈话偏袒了日本,激起国人强烈不满,纷纷谴责。王亚樵则认为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派出手下的大将龚春浦率十四名杀手守候在调查团下榻的外滩华懋饭店周围,准备刺杀国联五“钦差”,给以颜色。

正在下手的关键时刻,上海市长吴铁城宴请李顿一行,未能及时返回;王亚樵受人劝说,认为此案一旦发生,容易引发国际纠纷,于是下令撤回。但其中有四个一线杀手尤林、唐明、李凯、彭光耀没有及时把枪支交回,而且携枪上街闲逛。在经过南京路五百二十一号顾记钱庄时,他们竞拔枪破门抢劫,因店主及时报案。大批军警赶到,除李凯一人漏网外,其余三人全部被捕。在判处死刑执行前,二人为改变自己抢劫犯的形象,主动供出谋杀李顿以及北站刺宋、庐山刺蒋的真栩。虽没供出后台是谁,但当局很快查出三人皆是王亚樵的部下。

积年数件要案大案,一旦水落石出,而且都是王亚樵所为。蒋闻报大怒,严令戴笠和上海军警机关合作,限期追捕王亚樵归案。

缉拿王亚樵,有通风报信,带领军警人员去捉拿的,亦赏十万元。这个赏格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在当时,一百万元是一个中型银行的全部资金,十万元也会使人成为上海十里洋场的巨富。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戴笠深知王亚樵手下虽然部众很多,杀手云集,但大都是乌合之众,其中不乏见利忘义之人,只要给以重金引诱,就不怕没有人出来密报告发王亚樵的行踪。

第四方案是查捕。戴笠认为,王亚樵在上海活动了近十年,手下徒众数千人之多,所谓核心亲信班子也有数十人。以他为首的安徽帮虽然完全受他支配,具有强烈的反蒋及不与政府合作的倾向,但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行动自由散漫。因此,无论王亚樵神通多么广大,本领多么高强,变化多么莫测,总难免不在许多方面露出蛛丝马迹。只要广泛调查,善于搜集分析情报,一旦发现疑点,穷追不舍,一查到底,王亚樵即使有隐身之术,也会暴露的。于是,戴笠调动大批军警特人员,从凡是与王亚樵手下的亲信心腹或杀手有过接触的人那儿,广泛搜集调查王亚樵可能居住的窝点,甚至妓院也不肯放过。这样,目标一个一个地被侦查发现,密点一处一处地被控制掌握,范围一步一步地被缩小收紧。

最后,戴笠还建立了一支反应快速的缉捕队伍,日夜处于戒备状态。只要一声令下,能够立即出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呼啸而至,对目标进行围捕。

戴笠的这些围捕方案初看起来也很寻常,有些地方甚至显得笨拙,但由于每一点都是针对王亚樵的弱点,而且在戴笠督促监视下执行起来十分认真,因此很快发生了作用。

首先是王亚樵及手下一批心腹大将的活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许多场合不能再出现,许多住处不能再使用,许多人不能再接触,许多渠道不能再联系。随着过去保密得不很严格的密点一个一个地被发现,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暂时还没有被发现的密点周围,也常常有三三两两可疑的人像猎狗一样到处转悠、嗅闻。有时,王亚樵半夜刚刚转移到一个地方,人还没有躺下,军警特务们就跟踪而来;有时王亚樵从一处地方刚离开,后面特务们就破门而入进行搜查。特别是王亚樵手下的队伍开始瓦解分化,一些在高压下动摇,一些人在威逼下屈服,一些人在引诱下叛变,这使王亚樵的处境越加险恶莫测。

上海之大,却难有他立足之地。王亚樵这时才真正感到戴笠的分量。十几年来,他打遍上海无敌手,不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上海流氓大亨们对他心存畏惧之心就连蒋介石这样领兵百万的一国之首,也对他另眼相看。但是,他却感到戴笠确非泛泛等闲之辈。时至今日,王亚樵才懊悔当年湖州初识时没有深入了解戴笠,也多少有些轻视他的夸夸其谈,终于成为今日的劲敌和对于。

其次,王哑樵的身价是一百万元,如此高的赏金得之便是终身荣华富贵,受用不尽。于是,见利忘义、见财起意的人一个个从隐秘处钻出来。自动去四处钻营打听,向戴笠告密。这些人大都与王亚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掌握一两处重要的情报,这就足以对王亚樵构成致命的威胁。其中有个安徽同乡会的柏藏香,他因多少知道王亚樵一点底细,钻营打听也就比别人少走了一些弯路。一天,他终于打听到王亚樵住进郊外赵主教路一幢秘密住宅,于是就向军警机关报告。

戴笠是十分精明的人,想拿赏金的人太多了,但王亚樵的头是那么好取的吗?于是,他派特务对柏藏香的背景进行了调查核实,知道他原是王亚樵的朋友。朋友出卖朋友,这是再好没有的。戴笠又打听到赵主教路的秘密住宅是前军长刘志陆新建的公馆,建成后常有一些神秘人物进出,而刘志陆与王亚樵素有交情。据此,戴笠命令不得打草惊蛇。他仍令柏藏香带几名特务去刘志陆住宅周围布下监视网,然后集合大批军警人员待命出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余天的连续监视,终于在一个深夜,发现王亚樵坐着一辆黑色轿车进了这所住宅。不多时,数百名军警特人员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呼啸而来,将刘志陆的住宅围困得严严实实,然后军警们破门而入。可是除了被窝里尚有余温外,搜遍了整个住宅的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王亚樵的踪影。原来王亚樵早在军警特务围来之前,已发现情况异常,随即从阳台栏杆上翻出,顺着一根绳索,运用轻功溜下偻去,然后利用公馆背面一片建筑物黑影的掩护冲了出去。

进入一个小山丘,发现后面已经迫上来了,而山丘左右前后都是开阔地,不管往哪个方向跑,都要暴露自己,怎么办?

犹豫间见戴笠已派出两支特务队从左右包抄,恰在这时,山岗上的乱坟堆里有人影在晃动。王亚樵记起刚住到此时听人说过有盗墓贼经常出没在附近,于是灵机一动,大胆地向坟堆逼近。

果然,盗墓贼以为是墓主的亲人来了,吓得四散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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