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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在血雨腥风中张开“暗杀之手”(8)

小说: 戴笠大传      作者:朱长江

“哎呀!过得诚不在,在那——”施芸之看见了在后面奔跑的过得诚。刚才过得诚由于慌忙跑反了方向,此刻才看见汽车,大声喊道:“等一等我。”

但此时附近警笛狂鸣,租界上的巡捕闻声赶来,正向过得诚追赶,赵理君为了自己脱身,便顾不得停车等候,又因怕过得诚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打了一枪企图杀人灭口。但此枪并未击中要害。赵理君见巡捕迫近,命令司机开足马力逃跑。

过得诚刚完成任务,不料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后面巡捕又紧追不舍,自知无法逃脱,只好举枪自杀,子弹从胸侧穿过,受伤倒地,但却没死,结果被巡捕捉住。

听到枪声,该院对门汽车公司一俄籍雇员,冒险前往抢救。此时杨杏佛已不能说话,该俄国人当即将车开到广慈医院。车到医院时。杨已气绝。杨共中两枪,一弹由左胁穿右胁出,一弹入左腰,中心尖、未出,杨小佛只伤左腿,且伤势不重,留院治疗。

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下午已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审问,过只说自己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来沪访友……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得知杨杏佛已被刺身亡,感到非常高兴,对特务们大加赞扬,但一听说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探长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设法解决过得诚。当天晚上,这个凶犯便也“伤重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报道杨杏佛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行刺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云云。24日晚上,戴笠得意地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对于过得诚之死,戴笠除假仁假义表不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把他作为特务学习的榜样,加以宣扬。抗战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教育特务学生。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合作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为“过得诚路”。

当上海各界人士在万国殡仪馆灵堂,隆重吊唁为保障民权而牺牲的杨杏佛时,军统特务又混在其中,刺探情报,为他们以后的血腥行动做准备。但是,革命者和民主人士是吓不倒的,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蔡元培等百余名民主人士出席了追悼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杨之被杀,表现了上海那些疯狗们的疯狂恐怖活动更进一步,这些人类的渣滓受了他们主人的指使,简直和出了笼的野兽一样……当疯狗在街上大跑的时候,人都知道怎样对付他,我们号召一切拥护正义、自由以及人类体统的人们,立刻起来反对暗杀杨铨事件,帮助我们推动这一斗争。”

蒋介石微笑地点点头,嘉许地望着戴笠。戴笠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一脸虔诚,毫无居功之意。“雨农,宋那边有何举动?”蒋介石问宋庆龄的情况,希望听到满意的答复。

“这个,她,当天就发表了声明。”戴笠吞吞吐吐地说道,他眼前浮现出了宋庆龄义正辞严的讲演,显然这个人并没有被吓倒:

“国民党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敢权的面目。”

宋庆龄一脸深情,继续道:“杨铨虽然被残酷地杀害了,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励,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我们要警告那几个杀害杨铨的刽子手,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想到这里,戴笠浑身哆嗦了一下。蒋介石惊讶地看了他一下问道:“雨农,你怎么了?”

“我,我……”戴笠说不出话来。

四 截杀史量才,封民之喉舌

1934年11月13日《申报》主持人、素有新闻王之称的史量才,结束了在杭州的疗养生活,正悠闲地和他的儿子史咏赓及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等6人,乘坐在一辆黑色小汽车中,沿着公路向上海方向飞驰。他们一面欣赏着路旁的景色,一面谈笑着。

忽然,前面一辆汽车横在了道路中央,几个短衣打扮的人正在摆弄着汽车,像是在修埋。其中一人看到汽车驶近,举手示意停车。当史量才的汽车放慢速度,徐徐靠近时,几个修车的歹徒拔出手枪,一齐向史量才的汽车射击。他们先把汽车轮胎打破,接着打死了汽车司机和坐在前排的邓祖询,坐在后排的史量才和史咏赓等人听到枪声,知道情况有变,忙跳下汽车分头逃跑。史咏赓年轻力壮,一出门就向田野猛跑。歹徒们向他连开数十枪均未击中。史咏赓得以脱身。史量才年岁已大,身体不好,跑得很慢,慌乱中跑进一所民宅,当歹徒们追进去的时候,史量才又从后门逃出,躲在一个小水塘边。

史量才是上海报界名人,他主持的《申报》,在人民中间威望很高。为什么歹徒要杀他?杀他者是谁?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江苏南京人。1908年他任《时报》主笔,在此期间结识了总主笔陈景韩、张謇、程得全等人。后来张謇等人提出收买《时报》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并邀陈景韩和史量才合作,史欣然同意。

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等合资十二万元购进《时报》,改名为《申报》,并出任总经理。1916年,张謇等退出《申报》,该报遂成为史量才独立经营的企业。

史量才的事业心很强,又有一定的办报能力,他接办《申报》以后,经一系列的调整改革,使该报走上企业化、现代化、商业化的道路。新建五层楼的新报馆,购进美国新式快速印刷机,大胆启用新的管理人才,积极开展广告业务,提高发行能力等等。终过多年苦心经营,《申报》的发行量不断上升,1931年已达十五万份。同时,他又在同行业中展开竞争,先后买下《时事新报》和《新闻报》的部分产权和股权,成为上海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史量才办《申报》,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宗旨。当袁世凯称帝时,他曾发表抨击文章。袁害怕舆论,曾用重金贿赂他,被他拒绝。“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史量才的爱国热情迸发出来,改变《申报》以往保守的常规,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活动,揭露蒋介石政府媚日反共的真面目,遭到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仇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申报》如实报道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失陷的情况,呼吁人民起来抗战。9月23日,《申报》发表时评,指出:“我退至山海关,日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而日人仍节节进逼,我将其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我国家于今日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际,亟应力谋所以抗暴力,谋所以自卫,换言之,即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蕨’而做自卫之背城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申报》发表时评,指出上海抗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蒋光鼐等不顾政府训令,率领十九路军及上海义勇军,向日本侵略军应战,是革命的军队,国民自己的军队,他们不但给日军以意料之外的沉重打击,而且给全民族一种绝大的希望。《申报》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烈士们的血迹,英勇抗敌,收复失地,把一个可怜的中国变成一个令人敬爱的强国。

为了支持上海抗战,史量才组织了上海市民维护会,被选为会长。史量才表示:“我花甲,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史量才还捐献巨款,组织收容所,收容难民,资助宋庆龄、杨杏佛创办的“国民伤兵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

4月初,中日两国在国际联盟的建议下,于上海举行停战谈判。对此,史量才在《申报》组织文章指出:“会议在大军压境之下进行,何异于城下之盟,吾人其甘受城下之盟之奇耻大辱乎?”“吾人敢声请我政府一细审当前之利害,并再细审日方之有无和平之诚意。目前已临到最后之关键,绝再无可以让步之余地。吾人更敢重提客人之主张:1.不承认日本有条件撤兵,及并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为一谈;2.上海事件与东北事件不容分别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和史量才《申报》的大声疾呼,最后还是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军队无驻兵权,日军可驻“若干”军队。这一协定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史量才在《申报》明确提出反对内战的主张,他在《追悼遇难将士》的时评中指出:“将士之死亦为光荣之死,伟大之死。以此一战而一部分人,亦从而顿然觉悟,表示再不参加内战。以此一战而多数忧国之士,乃亦怵于内战之决不容再有,从而发起废止内战之运动。故此战有若一声洪钟,敲破我民族二十年来内战之心理,其影响我民族之前途,至深至巨。”

当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则须剿共”时,《申报》又针锋相对,发表短文《颠倒的逻辑》,辛辣地讽刺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中国的国事是真颠倒了。这个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的颠倒。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两君相反,‘安内必先攘外’,‘救党必先救国’。蒋、孙两君看见这种说法,也或许要说我是逻辑弄颠倒了。这个,我也不必强辩,让事实自己去证明吧。”

《甲报》在史量才的组织下,还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文章,指出:政府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政治经济两重压迫之下的人民,是何怪良民从“匪”民众,“匪”势日益大。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可无疑。这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蒋介石十分恼火。

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等进步人士联系密切。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同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史量才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出席并在会上发言。他表示《申报》和他本人坚决拥护同盟所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非法捕人。《申报》如实地报道同盟的活动,大大扩充了这一进步媒体在国内的政治影响。

1933年3月,廖承志等共产党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同盟”营救过程,并发表律师为廖承志辩护的声明。史量才的活动使蒋介石恨之入骨,于是他命令军统特务杀害史量才。

暗杀史量才的行动,是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接下令、军统上海区王兆槐亲自布置执行的。

这一天,以王兆槐为首的七人行动小组(组长王兆槐,行动人员三人,巡哨二人,汽车司机一人),驾驶一辆黑色八汽缸“别克”牌轿车,老早到达了杭州笕桥,等候着史量才行踪的情报。提供情报的是史的一个朋友。得知史量才的汽车“已出发”,在笕桥等着杀人的魔车,奔向沪杭公路翁家埠附近,停在一处狭窄的路段上。路旁不远,是一个小村庄,正好遮住远来的视线,做贼的心虚,搞暗杀的心也虚。汽车司机跳下汽车,伪装修车,这样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疑惑。

目标出现了。远处望见一辆汽车,正向这边驶来,于兆槐示意做好准备。等到汽车驶近,王举手示意让停车。当汽车减速,缓缓靠近时,就出现了前文所述的那一幕。

史量才躲在水塘边,惊魂未定,站在公路上指挥的王兆槐发现了他,一面大叫:“在这里!在这里!”一面举枪向史量才射击。一颗子弹击中中史量才的头部,史当场倒下。一个行动人员走近一看,史量才已气绝身亡。王兆槐等人见状,便连忙爬上汽车,迅速逃跑。

血案发生后,社会震惊,舆论哗然,人们纷纷向当局提出责难。蒋介石为掩盖事实真相,一面电唁史量才家属,一面下令悬赏一万元,缉拿凶手。另外派人到社会上散布流言,说史量才死于私仇,是史量才过去一个姓陶的朋友的儿子,为报私仇而干的。实际上,杀害史量才的军统特务,已领到了犒赏五千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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