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道家的性实验和孔子的性观念

据说老子是在战乱中来到人世的，而且是在举家逃亡的牛车上。也就是说，老子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到了人世的乱象，这对他后来在《道德经》中所阐释的道家学说也许有很大的影响。

他认为，人类过多的社会活动，使人脱离了自然。社会和家庭是人为的事务，道德的善恶标准更是武断的自以为是。换言之，人类的一切努力、奋斗和“有为”都是在造孽，是自作自受。所以，他极力倡导人应该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应该“无为”，这样人才能与自然和谐。之后的《庄子》与老子学说一脉相承，沿着他的论述轨迹继续向前进了一步，并且更为诗性、神秘，成为了后世的一种美学思想和文人情趣。老子和庄子，可以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人士，是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古代的萌芽。

对待性事，因为崇拜自然，所以道家最初是轻视社会道德的。也因为崇拜自然，道家崇拜妇女，因为妇女的子宫可以孕育新的生命，女人是母亲，是一种自然力的体现。

不过，老子认为，人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望。清心寡欲或无欲才能得道，才是对自然的遵从。自然是无欲的，交合与孕育仅是自然力量而已，所以说性交并非欲望的延伸。他还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按他所说的观点，美女成群最后只会导致性欲减退。

在老庄的哲学系统中，人的破坏力量以及欲望，被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节欲和顺从自然的力量，同时矛盾地并存，并被庄子优美的散文所升华，成为人与自然既抗争又和谐并存的哲学见证。

老子和庄子后来被证明，他们仅仅是道家的最初形态，或曰是道家的“原教旨主义者”。之后的道家只是以老庄为基本教义，继而发展成一种通过修炼和吃丹药达到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纯技术性操作。表面上，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道”，但实际上，通过炼丹的非自然方式，追求长生和体质的改变，正是老庄“无欲”哲学的反面。老庄哲学丰富了哲学文献和美学疆域，后者则对道家房中术和科技发挥了作用。关于服食丹药得道飞升的传说，最美不过嫦娥奔月。嫦娥在人间的丈夫是那位射日的英雄羿。羿从道士那儿得来了丹药，但因为留恋尘世的夫妻生活而迟迟不忍独自吞下，嫦娥偷食了本属于羿的丹药，衣带飘飘地飞往了月球。女人的背叛，男人和女人永恒的孤寂自此被定格了下来。这个故事涉及的应该是人类对爱情的质疑，也是最早反映炼丹的负面后果的事件。

在道士们看来，除了丹药，交媾也是得道成仙的一条途径。这一点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有众多描述，他们发明了各种在他们看来有利于攫取能量然后得道成仙的交媾技巧。当然，有的时候，“得道成仙”也成了道士们发泄淫欲的借口。或者说，这些男女既在性上得到了超乎寻常的满足，也“得道成仙”了。

郑穆公有个女儿，叫素娥。一日她梦见有个道士向她传授了房中秘术，名曰“素女采战之法”，并声称，可以此得道成仙。梦醒之后，少女素娥开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动。

她先是勾引表弟，随后怂恿表弟和丫鬟荷花淫乱，而荷花也被她授以了秘术。所以，在这两个深谙秘术的女人的双重攫取下，表弟精尽人亡，她俩却越发美丽动人了。

不久之后，素娥带着荷花嫁给了陈灵公之子，很快，她的丈夫也精尽人亡了。于是素娥和荷花开始与陈国大臣孔宁等淫乱，后来她丈夫的父亲陈灵公也加入了这一淫乱团伙。二十多年过去了，男人们全部衰老无用了，素娥与荷花则仍然美貌如初。

后来楚国伐陈，素娥和荷花被掠到了楚国宫廷，继续淫乱。然后认识了楚国的一个名叫巫臣的大臣。巫臣是一名专擅采补术的道士。他看出素娥主仆与自己是同道中人，便趁战乱带着她们辗转到了秦国。在秦国，他们不仅互相淫乱，而且不断勾引年轻的男女加入。后来被告发，秦王大怒，派兵包围了他们。所有其他参加淫乱的人都被官兵抓获，只有素娥、荷花和巫臣因攫取了足够的元气，炼就了内丹，腾云驾雾而去。

这个故事是明朝人的杜撰，恐怖而色情，并非史实，不过还是可以看出道家的性实验精神。性作为得道成仙的一条途径被夸张到如此走火入魔的地步，让人深感恐惧。换言之，这已不是简单的采补术，而是性榨取。

与此几乎相反的儒家，其创始人孔子却是老子的学生。传说孔子曾两次向老子执弟子礼问经求教。最后一次，他们决裂了。孔子继续推销他的儒家学说，老子则出关去了。这个故事在鲁迅先生的小说《出关》中有形象的描述。

至于孔子的性观念，在已有文献中并没有详细记录。老子崇拜女性的生殖能力，带有浓厚的母权意识，孔子则要建立一套以“仁”为核心的政治学说，用以规范人伦，因此，儒家是一种适应父权制度的实用学说。浓厚的伦理色彩涂抹了孔子的学说，他广泛地探讨了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仁义礼智信”为其核心，疏理出一套完整严密的道德体系。其中对两性关系的论述，以“食色性也”为代表。

“食色性也”，当然也能够准确地说明孔子对人欲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理应表示尊重，作为本能，男女之事无可厚非。在后世，儒家思想正式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纲领，“食色性也”也被另加解释，成为了对伦理道德的危害言论。

为了顺应父权制度的确立，孔子对女人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刻薄的。他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意思是说，只有女人和小人是难以相处和不值得信任的，你如果跟他们接近，他们就傲慢无礼，如果不理会他们，他们又会对你充满怨恨。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最为世人所诟病的言论，包括那些尊崇儒学的人也认为这是圣人说错的唯一的话。

小人是相对于君子而言的，是一种基于善恶的道德判定，把女人一概而论地与小人并列，这种歧视性言论，至今仍然让我们匪夷所思。是父母野合之后产下他违背了他的伦理标准而让孔子感到耻辱吗？或者是，孔子经受过女人的伤害？

猜测也许没什么意义，但正是这个歧视性言论使女人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后来儒学被尊为帝国政治思想之后，严酷父权制度下，女人完全退化为只具备生殖功能的家庭动物。她们除了生儿育女，还得服侍公婆，操持家务。她们被剥夺了参加公共事务的权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甚至连出门的权利也没有。她们还被视为不洁的，甚至连她们的衣物等生活用品也不能和男人的放在一起。她们的脚步被限制在门户之内，以家务和针线活打发漫长的一生。在性生活方面，她们没有主动权，只能够听凭丈夫的兴趣被“御”或被冷落，即便被冷落或丈夫死去，也必须从一而终、守身如玉。一旦逾越，她们就被指责为不贞、不守妇道，被休回娘家，或者直接被绑上石磨拉去“沉塘”。

女人此后数千年的悲剧，与孔子这句话的“一言九鼎”有莫大关系。

战乱和淫乱的《左传》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周天子的中央权力日渐衰落，各诸侯虽名义上仍奉周王为宗主，实质则与独立的王国毫无二致。他们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开拓疆土，兼并战争风起云涌。争霸称雄、攻城掠地才是当务之急。诸侯国版图的急剧变化、大规模的死亡和各色人物的横空出世，被《左传》这本编年体史书简略地记录了下来。似乎是为了响应战乱时代的特色，在《左传》的记录中，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男女淫乱。两种“乱”互为对应，成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乱世”。

在一个叫卫的小国，卫庄公有一个貌美的妾，叫夷姜。庄公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继承人公子晋与夷姜私通，并且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不敢把孩子放在宫中养活，只好送到民间。

等到庄公死，公子晋成为了卫宣公。登基后，因嫌弃原配邢妃，卫宣公就把他与父妾夷姜乱伦所生的、一直寄养在民间的那个孩子立为嗣子，这孩子就是公子急。

公子急十六岁时，聘了齐僖公的女儿宣姜为妻。卫宣公因为听说宣姜貌美，就自己迎娶了宣姜，抢了儿子的聘妻。后来宣姜又为卫宣公生了公子寿和公子朔两个儿子。

卫宣公因为宠爱宣姜就想废掉公子急，而立公子寿为嗣子。但是因为公子寿和公子急兄弟情深，此事遭到了公子寿的拒绝，公开的废立之举未能成功。

后来，宣姜与怀有野心的公子朔设计要加害公子急，计划以出使齐国之名让公子急离开都城，然后在半路重金买通盗贼暗杀公子急。结果被公子寿事先发觉，并告诉了公子急。但公子急因为巨大的悲愤，执意要去赴死。情急无奈之下，公子寿就以送别为名设酒席灌醉了公子急，自己冒充公子急出使齐国，结果在半路被盗贼——也就是生母和亲弟弟所派的杀手暗杀。

酒醒后的公子急赶到现场，见兄弟已替自己送死，悲痛万分，继而对这个黑暗的世界表达了他的绝望。他向盗贼亮明了自己才是他们要杀的公子急，然后引颈就戮。丧子后的卫宣公发现了自己的罪孽，悲伤懊悔，导致精神恍惚，不久之后就病死了。

这个故事在《诗经·卫风·乘舟》中也有所记载。一场乱伦和血亲之间的杀戮造成的悲剧，穿越数千年，作者认为，其力量一点儿不亚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另一则故事，仍然发生在卫国，并且与孔子有关。

说的是卫国一个叫南子的女人，她美貌风流，出嫁前就与自己的兄弟乱伦。姐弟乱伦在卫国也是公开的秘密，田夫渔樵都知道这件事，甚至还编成歌谣，传唱一时。

国君卫灵公当然也听说了南子的事。召见之后，为之神魂颠倒，竟不顾满朝文武和宗室的反对，娶南子为夫人。不仅如此，他还答应了南子提出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条件，即是卫灵公必须允许她的兄弟每天进宫来看她。据说三人还曾一起淫乱，乱伦与群交的身影闪现在历史深处。

南子还与卫灵公的朝臣弥子瑕有染。此外，慕名而来要求瞻仰南子的好色之徒络绎不绝，身为国君夫人的南子倒是一点架子也没有，无不接见。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荡妇，可谓天下共知，身在鲁国的圣人孔子没有道理不知道。但还是发生了“子见南子”这出千古谜案。

据说，孔子是来向卫灵公推销儒家思想的，本无意于看一看著名的荡妇。即便好奇，以他的身份和声名，恐怕多半也会遏制自己的欲望。可是，南子要见他。孔子当时已是文化名人，一如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杨贵妃也要慕名召见。以南子的上位身份，孔子无法相拒。后者应邀而去，但见面情形除了孔子和南子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所以说法很多。

其一，孔子和她见面时，中间隔了一道屏风。两人只有简单的问候，然后就退了出来。

其二，根据《论语》的记录，孔子从南子的居处出来后，他的徒弟子路很不高兴，嗫嚅不已，孔子见状，急了，赌咒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如果我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儿，就天打五雷轰。再说，孔子当时都五十六岁了，在“七十古来稀”的那个年代，孔子已经很老了，性功能是否健全也是未知数。

其三，正是子路的不高兴和孔子这种急于澄清的慌张神态，使后世许多人觉得这里面“有戏”。有人认为孔夫子的表现明显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举，也就是说，孔子与南子很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事。不过，就算孔子进入南子房间，并与之发生性关系，也有“法理依据”。孔子不是说过吗？“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色比德看来更受欢迎，舍德取色，包括重色轻友，看来确实是古已有之的人之常情。此话是孔子在教导世人呢？还是在自我辩白？

这件公案只能凭借猜测和想象去解决了。林语堂于1928年发表过一出独幕悲喜剧，就叫《子见南子》。林语堂那个年代是要“打倒孔家店”的，所以他没有演绎出孔子与南子有性的纠缠，而是让二人通过辩论，对孔子的纲常礼教大加嘲讽，歌颂的是南子这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新女性形象。在该剧的结尾，孔子在一片淫乱之音中狼狈而逃。

通过“子见南子”等暧昧事件，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左传》时代性观念的大致情形，数千年来对“子见南子”的各种猜测和演义，本身也标明了中国人性观念的变化轨迹。

在《左传》时代，或许仍然还延续着《诗经》时代的性自由，但这已不是主流，而且在血肉横飞的时代背景中已丧失了诗意和美感。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主流，是以诸侯各国的战争和诸子百家的争吵为重要背景。从西周开始逐渐形成的宗法和纲纪、伦理和道德被战争击得粉碎。战乱也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人们不再讨论家庭和情感事务，而聚焦于基本的生存和纷乱的政治局势。在此情况下，纲纪遭到了废弛，道德成为少数人的遮羞布，人性之恶和难填的欲壑得到了毫无节制地纵容，此皆必然。之后历代的乱世都有类似乱象。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出，《左传》这部书的作者在记录淫乱史实时也是持批判态度的。社会需要整肃，思想必须统一，权威必须树立，道德必须确定，性生活必须得到规范，这也正是之后每一个大一统王朝建立后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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