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大汉后宫的人彘和嬖臣 (2)
插入宋玉，旨在说明司马相如所作的《美人赋》与前者如出一辙。在《美人赋》中，美女不仅是登墙而窥了，而是赤裸裸的性诱惑——
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薰香，黼帐低垂。裀襦重陈，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
不仅露出了内衣和身体，还上前亲吻撩拨，在此情形下，激情是一触即发的。但司马相如的选择是：“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就是不为所动，且丢下这个诱人的美女，与之长辞了。
作为反对儒家教条和道德说辞的两篇文章，宋玉和司马相如都显得正气凛然。他们不是无视美女的存在，而是强调自己真正的情操。在他们看来，儒家的可笑之处是嘴上说的那一套，经不起任何考验，在诱惑面前，他们立刻弃甲投降。
不过，这两篇文章毕竟是政论性质的檄文。文章之下，二人的情欲还是真切的，甚至是可以触摸的。因为在描述中，我们分明已经窥见了宋玉和司马相如强烈的性意识，他们起码是正视人的性欲的。这些对女人的性感描述在后世成为正视情欲的典范作品。
由上所知，宫廷的淫乱和知识分子对性爱的正视，都是对儒家学说和《礼记》规范的反动。王朝国家对待性问题，在上层，一直都是言行不一的分裂状况；在民间，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性自由。这些自然和自由的性观念，和《诗经》时代一样，仍然保留在民间歌谣之中，在汉代乐府诗集中可谓俯仰皆是。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其实是一首汉代时期关于女人装饰的诗歌，高髻、大眉和广袖。这是汉代美女的标准打扮。在《陌上桑》中，还对一位叫罗敷的劳动妇女的装饰有更为详细的铺陈描述，她的美不仅使少年驻足，而且使“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后来来了一位使君，他调戏并利诱罗敷，后者通过对自己丈夫的虚构和想象拒绝了对方的企图。
在《古诗十九首》中，描述妇女的篇章很多。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性苦闷，这些怨妇们总是“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经常性失眠和叹息。在平时的劳动中，她们“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诗人们是用“闺怨”来记录这些民间女人情爱上的追求。
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源自汉代乐府。这个故事除了控诉等级制对男女情爱的迫害，主要还是表达劳动者对性爱自由的追求。织女因为森严的宫廷制度，过着没有性爱的僧侣生活；牛郎因为贫穷，被剥夺了性爱的权利。他们的结合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然力量的驱使。
儒家的规范和制度，终于在《孔雀东南飞》中酿成了悲剧。男女主人公被人为分离，先后自杀。不过，它的结局是魔幻主义式的光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这种魔幻主义加浪漫主义，在后来的《梁祝》故事中被再次重复，梁山伯和祝英台的魂灵化为翩翩蝴蝶而比翼双飞。
可以这么说，在汉代乐府中，在民间，性爱的美好并没有因为儒家学说和《礼记》规范而凋零，民众除了遵守，也有激烈的控诉和反抗，有时甚至是血腥的。此外，也正是远在庙堂之外，性意识仍然可以说是鲜活的，是直接和自然的，一如村野之夫和使君对罗敷体现出来的欲望。也许正是民间的这种力量，才保证了人口的大面积繁衍和社会生产的进步，从而保证了汉代的强盛。
女权主义者的极权主义著作——《女诫》
《孔雀东南飞》女主人公刘兰芝的悲剧，在于她始终得不到婆婆的喜欢。婆媳矛盾是这首叙事诗最主要的矛盾。婆媳关系也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施行几千年来最大的伦理问题之一。在中国，婆媳之间具有某种“先天性”的敌意。“娶了媳妇忘了娘”，这往往是母亲对儿子的哭诉和指责，其委屈哀怨，让人容易产生错觉，和“娶了姨太太就忘了原配的好”有点情感上的共鸣。
“多年媳妇熬成婆”，婆与媳，往往也在同一个女人身上完成角色置换。也就是说，一个女人最初是受婆婆欺负的媳妇，等她到了婆婆的年纪，也给自己的媳妇受气。因有前例，她觉得让媳妇受气是一种传统，是天经地义的。换言之，她年轻时候之所以能够坚忍来自婆婆的虐压，就是因为她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未来，在未来，她不再是个受虐的媳妇，而是个施虐的婆婆，受虐和施虐成为了合情合理的“传统”——这就是动力。刘兰芝的悲剧在于她有点“糊涂”和“近视”，没看到自己的“光明前途”罢了。
这一“婆媳关系”还表现在政治层面，原先的下属受尽长官的欺压，等他升任后，也变本加厉地对待自己的下属；昏君使民不聊生，造反者上台后更加昏庸残暴……
既然存在个变本加厉的问题，就说明，越到历史后期，媳妇的日子越难熬。这种恶性循环和宿命轮回，让中国古代妇女和专制制度变得越来越恶毒、阴翳，完全没有了《诗经》中描述“静女其姝”之美了，完全抹黑了儒家最初的政治蓝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近似变态的“婆媳制度”呢？
确实与《礼记》的规定有关。在前面说过，女人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随便出门，只能待在家里，上事公婆，下抚幼稚，此外就是打扫庭院，缝缝补补，谓之“女红”。这样一来，女人当然是“头发长见识短”了，她们斗胆对于丈夫的事儿提出点个人看法，当然是“妇人之见”很不足道了。她们安分守己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本职工作即可，具体是：女仆服从妾，妾服从偏房，偏房服从正房，而她们所有的人又必须服从家中的老太太，而包括老太太在内的所有人，都要服从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这种形态和男人世界的政治等级制形成了呼应，成了无数个家庭内部的由女人组织的“君君臣臣”。男人世界有政治斗争，女人世界当然也有类似的斗争。于是既有忠贞，也有阴谋、谣言、诋毁、暗器和革命。《红楼梦》中王熙凤作为“女强人”，其“强”的地方也仅限于贾母和王夫人之下的跋扈。
男人世界的蒙昧，使缺乏教育的女人更加蒙昧。教育确实是改变蒙昧的最佳方式。班昭是第一个提出女人应该接受教育的人。她本人就是女性，而且是个知识女性，是编撰《汉书》的史学家班固的妹妹，后来班固没有写完《汉书》就去世了，皇帝就叫他的这个妹妹继续写，而且还任命她为皇后的宫廷老师。
班昭的倡议应该跟这些事有关，既然皇帝能为皇后请自己当老师，为什么不让全天下的女人都接受教育呢？这一性别觉醒非常珍贵。如果皇帝听从了她的建议，后世的婆媳之争恐怕不会愈演愈烈，《玩偶之家》中的“娜娜”也早已离家出走。可惜在整整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只有贵族妇女才能认几个字，目的也仅仅是提高自己侍奉丈夫的才能。个别艺妓和名媛也曾被允许接受一点初级教育，目的是通过琴棋书画更好地刺激男人们的情欲。
按照现在的女权主义观点来看，如果班昭不写《女诫》，就可以算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女人了，她集学识、智慧、美貌、学术成就和进步思想于一身。
不过，她写了《女诫》，也让后世男权者觉得她是完美女人，因为在这本书里，她文笔优美、思维缜密地规劝世上的女人：在男人面前要具备卑弱、敬慎、贞静、屈从和叔妹等等“女德”。她不仅被中国男人所欢迎，也深得朝鲜、日本等国家的男人爱戴。
《女诫》成了一本妇女必读书，无论她识字不识字，耳闻目睹、口口相传也能默记在心。后来，她的规劝细则，变成了女人的“天性”。近年发现的《女书》，是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传承的一种神秘文字。除了极少数老年妇女，已无人能够阅读，而即便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也无法道出其意义。关于《女书》的起源，众说纷纭，不一一列举。其功用在笔者的臆测中，可能是女人之间的秘语，通过她们独有的文字，传输女人对女人的关爱，更可能是在被剥夺汉字教育权利之后（汉字成为了“男书”），女人们对班昭《女诫》的另一种自创性书写。
班昭个人的私生活，据说是很不幸的。她十四岁就嫁给一个姓曹的，不久之后，她的丈夫就死了。她从此再没嫁人，通过写作来打发时光。那些西汉帝王将相的陈年往事让她彻底忘掉了自我，很好地压制了自己的情欲。《礼记》对男女的要求成了她寡居生活的精神支柱。她活的时间也很长，她为自己在这么漫长的日子里不需要男人感到骄傲，这对她来说，可能才是一辈子最大的成就，所以她很乐于将自己的经验教给后世的怨女和寡妇，于是写下了《女诫》。后来人们发现，她当初的“女权意识”对她的光辉形象也不构成威胁，她倡议让妇女接受教育，就是让她们认字，然后再叫她们潜心读圣贤之书，读《礼记》，顺便也把她的《女诫》好好读一读，然后更好地为男人服务。
喜欢《藏在箱底的秘密性史》吗？喜欢曹寇吗？喜欢就用力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