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个民族强大生育能力的背后

公元前238年（即始皇九年），有人告发嫪毐是假太监，与太后私通，生有二子，并与太后密谋“如果皇帝死了，咱们的儿子就可以当皇帝了”，潜台词可以理解为，皇帝如果死得早，嫪毐的儿子就可以早当皇帝；而嬴政时年二十二岁，所谓“密谋”犹如诅咒，弑君篡位看来也极有可能发生。始皇帝闻报大怒，立即派人调查，果然属实。而且也获知，“假父”嫪毐居然是“仲父”吕不韦引荐之人。

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以后，又得河西太原郡为毐国。他恣意享受着宫室车马衣服苑囿，过着优裕的王侯生活，岂肯束手就擒、引颈就戮？于是，嫪毐与赵姬密谋，决定先发制人。而且时机绝好，可谓千载难逢，就在这一年四月，始皇前往雍城蕲年宫行冠礼（就是成年礼，后世一般确定为二十岁，但始皇二十二岁才施行冠礼），算是送上门来了。

于是，嫪毐窃用秦王御玺和太后玺，调集县卒、官卫士卒官骑，一行众人围攻正在举行嬴政冠礼的蕲年宫。始皇早有准备，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引蛇出洞，后发制人。

始皇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领咸阳士卒平息叛乱。两军战于咸阳。秦王下令：“凡有战功的均拜爵厚赏，宦官参战的也拜爵一级。”一时勤王报国者甚众。叛军数百人被杀，嫪毐的军队大败，嫪毐仓皇逃亡。

秦皇于是下了一道通缉令：“生擒嫪毐者赐钱百万，杀死嫪毐者赐钱五十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嫪毐及其死党很快就被生擒。嬴政车裂了嫪毐，灭其三族。嫪毐的死党卫尉竭、内史肆、佐戈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被枭首。追随嫪毐的宾客舍人，罪轻者为供役宗庙的取薪者——鬼薪；罪重者四千余人夺爵迁蜀，徙役三年，大半人死于流放途中。

对于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小兄弟，即太后和嫪毐的两个儿子，始皇残忍至极，两名孩童均被一同“囊载扑杀”，就是将他们装进麻袋，然后活活摔死。

太后赵姬得以免死，但被逐出了咸阳，迁住城外的冷宫。嬴政还宣布断绝母子关系，发誓永不再见。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左传》里那篇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在那则故事中，郑伯也曾发誓与太后姜氏“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过后经颖考叔的解劝，郑伯还是命人挖掘地道，见及地下水（黄泉）后，母子于是又在地道中其乐融融地享受天伦之乐了。所谓君无戏言，那么挖地道确实是个好办法。既表诚信，也表孝道。

始皇的朝臣一定也想到了这则事关孝道和君无戏言的美谈，纷纷建议始皇学习郑伯与太后赵姬母子复合。可惜始皇不仅不听，而且明令，敢有为太后事进谏者，“戮而杀之，蒺藜其背”。但这仍然没有吓退那些力图在新朝重建道德秩序的朝臣，他们义正词严、慷慨激昂、面无惧色，并不担心皇帝会真的杀掉他们。然而，他们对刚满二十二岁的嬴政还认识不够，总共有二十七位进谏的大臣因为此事被残酷的处死，并把他们的尸首挂在宫墙示众。自此，天下人莫敢言之。

“假父”既灭，“仲父”焉能存之？况且这两个犯了始皇大忌的“父”还有一定程度的同谋关系。吕不韦的鸠酒，其实早在他当年向异人贡献赵姬时就由自己斟好放那儿了。这是他作为生意人唯一的失算之处。

一个民族强大生育能力的背后

《礼记》的严肃面孔

秦帝国采用极权主义的法家学说，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效率很高的军事国家。帝国在战乱之中节节胜利，却在和平时期快速地土崩瓦解了。严酷的法纪和劳役，统治者的暴虐，使百姓难以忍受，怨声载道。原先各诸侯国的残余势力，加上各地的起义运动，仅仅十五年，统一甫久、强大刚硬的秦帝国就分崩离析、灰飞烟灭了。

这时候，还有一个叫孟姜女的柔弱女人，她的丈夫被征发去筑造长城，丈夫不堪艰辛，死在了边关，尸体被其他工匠砌进了城墙。孟姜女思念丈夫，不远千里来到边关给后者送来了寒衣。在雄伟的长城脚下，巨大的悲痛使她的泪水有如暴雨山洪一样，冲垮了数十里城墙。

该民间传说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基本可以说明秦帝国倾覆的原因。这个强悍冷酷的帝国，它的敌人正是柔情。不过，稍后另一个事关柔情的故事却证明了相反的结论。西楚霸王项羽是一个力举千钧却柔情似水的男人，其妇人之仁体现于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还体现于《霸王别姬》这出苍凉的大戏。他的功业和生命止步于乌江西岸。他的敏感之心使他羞于面见江东父老。在追兵到来之后，他还为曾经是自己部属的叛将们考虑了未来——让他们肢解自己的尸体在刘邦那儿获得分封。

秦代或许因为时间太短，还没有在男女关系上形成规范。比如法家学说中没有提及家庭和人伦的规范，所以后宫仍然如此淫乱，延续着《左传》时代的特点。到了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法家学说思想基本被抛弃，其标志性事件为法家官员晁错被“腰斩于市”。儒术的伦理思想使这片辽阔的国土第一次真正地统一了起来。硝烟散尽，休养生息，赶走了匈奴之后，儒家规范了人伦，社会开始平静了下来。这时候，一本叫《礼记》的儒家著作开始对男女关系有了严格的规范。

汉代的宫廷宗教本来是道教，一代代皇帝在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艰辛道路上逐渐老去，然后死掉。到了汉武帝时代，他们才从始皇帝焚烧的前代古籍中进行抢救、整理，儒家经典才慢慢成为统治国家的理论教科书（皇家向外宣布的仍然是对道家思想的尊崇）。

不过汉代的这些儒家还是被《诗经》中那种民间的自然的两性关系吓坏了，他们觉得男女之间不能如此听任自由。所以他们罔顾本意，开始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阐释。据他们所说，《诗经》时代的男女交往是在官方监督下进行的。地方长官把婚龄男女集中起来，让他们选择配偶，然后男女在官方默许之下行房，繁衍后代，完全是一件公事公办、枯燥机械的实用主义活动。

在儒家的观念里，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父亲是一家之长，皇帝是一国之君。如果听凭性关系的自由，那么家庭会不稳定，而家庭不稳定，国家就会发生动乱。

所以，儒家对《诗经》时代的男尊女卑大加赞赏。

《礼记》规定：男人主外，女人主内，所以男人从来不需要过问家事，所谓“君子远庖厨”就是一极，女人则不能过问家庭以外的事。夫妻之间说的话，不能出了房门；丈夫在外面的事，妻子无权过问。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和一切肌肤的接触，只能局限在他们的婚床上。平时应该保持距离。在生活上，器皿不能通用，衣服不能同放在一个柜子里。如果女人必须出门，需要在夜晚打着灯笼才可以出去，并且还要用布匹将脸蒙起来。交通规则是，男的在路的右边走，女的在左边。右为大。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虽然《礼记》对两性有严格的规范，倡导男尊女卑，但并不歧视妇女，也不认为性生活是丑恶的。《礼记》引用孔子的话，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还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说明儒家认为性生活不仅是人的正常欲望，而且是必须的，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这个责任感就是生育子嗣，传宗接代，也就是说，儒家完全是为生育而考虑。数百年的动荡和战乱，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需要大量的人口投入到恢复生产中去。汉代经过几代帝王的统治，经过儒家思想对生育的鼓励，人口大增，国力强盛。当然，《礼记》虽然鼓励性生活，但它所鼓励的性生活，仍然是需要遵从儒家规范的，他们反对“随心所欲”：

1.所有的性活动必须在床上完成；

（像孔子乃野合所生，其实是他们不愿提及的耻辱。）

2.男人必须和自己所有的女人（妻妾）性交，如果有所疏忽，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古代帝王做到这一点的其实极少极少。）

3.妻妾在五十岁之前，必须要每五天和她性交一下；

（如此规定，男人是不宜娶五个以上的妾的。）

4.和妾性交完毕，妾必须要立即离开，不可同宿；

（可以想象得到，这不可能被严格遵守。）

5.服丧超过三个月后才可以和妻妾性交；

（仍然可以想象得到它的遵守情况是多么糟糕。）

6.丈夫必须到六十岁以后，才可以不与妻妾性交。

（这种性交的退休制度，带有太强烈的官方“一刀切”思想了。事实上这是因人而异的，有男人早衰，有男人老当益壮。）

上列几条，现在看来，不仅女人难以接受，男人也很辛苦。如果严格遵守《礼记》对男女关系的规范，性爱将没有任何乐趣，而只是枯燥乏味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正如笔者上列逐条括号内短评那样，自《礼记》诞生至今，真正严格遵守它种种教条的人，微乎其微，甚至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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