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Part2 (1)

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

我们或许都曾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过日本，也读过一些“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一类的文字，但是，大部分的书多半不会有助于对日本、日本人的客观认知，有时甚至会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因为，太多的人习惯暗自迎合国人的心理，以一种猎奇甚或揶揄的态度审视日本，或是故意强化了其中的某一点。

遵纪、守时、严谨、细致、勤奋、敬业、居安思危、善于学习……这是日本；欺软怕硬、跟风、两面三刀、不近人情……这也是日本。走近她，了解她，还原我们一个更加真实的日本！

服务之多寡

我向来对“顾客是上帝”的说法不以为然，因为我坚信人人平等，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等于非要把对方奉为高高在上的神明。

2009年8月15日，谢幕在即的自民党麻生太郎内阁成员中，只有消费者行政担当相野田圣子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去年的8月15日，包括野田圣子在内，当时的福田康夫政权共有三名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今年剩下野田一人。野田圣子在参拜后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内阁成员，都把这个日子看得很重要”，并承认在参拜记名时写的是“内务大臣”。

事实上，这位野田圣子在中国更大的名声不是靖国参拜，她就是每每被提及的前东京帝国饭店“洗厕工”，为了表示对自己工作的热爱与敬业，曾多次喝过自己擦洗过后的马桶里的水。此一事迹在中文世界颇为流传，野田圣子也成为极受称道的励志典范，催生了不少大发感慨推崇备至的文章。然而，我向来不觉得她的作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无法认可把马桶水能喝当成做好本职工作与否的标尺，也不相信那水有励志之效。喝马桶水的故事给野田圣子带来了知名度，加上她本来就出身于政客世家（祖父曾任参议院议员、建设大臣），所以政坛之旅一帆风顺。但就她曾从事的服务业而言，我称她的行为是“过度服务”，没必要也令人不舒服。

这种“过度服务”，我亲身体验过一回。那年搬家，几位工人忙碌到最后，只剩下客厅天花板的吊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没有利用桌椅，一名级别稍低的瘦削工人跪倒俯身，另一个人踏在他脊背上，把吊灯安好。我的心底顿时涌起极大的愧疚，也担心那位承重的工人能否吃得消。当他们说全部完成时，我竟有些不知如何作答是好。手边就有足堪借用的桌椅，他们不用的缘故显然是刻意为了以过度的方式为此次服务作结。客观来说，此举也封杀了我对他们的服务有什么不满的可能。后来，看张石老师的文章中提到日本人的“型”文化，想到这样的“过度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型”。他们用此做法来象征劳动过程的辛苦工作以及劳动者的任劳任怨，顾客应该会觉得自己的钱花有所值。可是，对于这一幕，我非但那一刻不舒服，至今想来仍旧耿耿。

如今，来日本的中国游客多了，对日本服务业的切实体验自然也多，有时候能在游客们的博客、发帖或发表文章上看到各人的感受，大体上以称道居多。我在留学阶段的两年多里，课余的零工基本上属于餐饮服务业，算是有一些亲身体验。毕竟是“无商不奸”，日本亦不例外。在笑容招待的背后，啤酒里面掺点水、结账时故意多算（成群结伙的客人一共喝了多少杯酒谁能记得清呢）等把戏也时有发生。不过，就餐饮业而言，服务者和顾客之间是一种比较直接的互动关系，前者要殷勤有礼是最起码的职业要求，同时，顾客也不能过于肆意。前面说到了“型”，服务者展现出热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离不开顾客的配合。无论是服务者或顾客，最好都能有礼亦有节。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提到国人热议的所谓“日本跪式服务”。

在中文Google上检索“日本跪式服务”，登时出来27万多个条目，算是蛮多的数据，也体现出中国人对此话题的关注。可有趣的是，这又是一个文化差异导致的扭曲概念。中国宣传“日本跪式服务”，是表现把客人奉为主子甘为奴才的情操；但跪姿在日本文化中与中国意义大不同，日本人的跪是正常坐姿，礼仪端正而并无奴性，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就有如何“正坐”。在日本的餐饮业，服务员以跪姿记录客人点菜再正常不过，尤其是榻榻米风格的传统食肆，因桌子低矮又席地而坐，纵想不跪也难。

由此可见，国人热议“日本跪式服务”折射出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日本餐饮服务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而是一些人对“服务”的“过度”理解，把提供服务者的敬业精神和卑贱人格混为一谈。换句话说，他们恐怕要的不是服务员，而是奴才；在意的也不是服务，而是自我虚荣心的满足吧。

我向来对“顾客是上帝”的说法不以为然，因为我坚信人人平等，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等于非要把对方奉为高高在上的神明。这种说法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切为了赚钱的强烈功利心态。而且，假如理解了日本的“型”文化，也没必要对所谓“日式服务”感动莫名。当人的微笑可以用电子图像程序打分评定高低的时候，那微笑似乎也不算微笑了。

文士与武士

日本的武士强调“文武合一”，他们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

和某些日本友人聊天，他们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已经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明治天皇时期，政府采取渐进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战败，1947年麦克阿瑟宪法颁布，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今天在书店里还能看到介绍华族世系的书，某家后人现在是谁在做什么，可见日本民众也很八卦。不过，别说华族，皇族中也有混得不怎么样的。有皇族远支凭借身份，办个某某功劳奖，只要花钱就能买得到，还颇受部分在日中国人企业经营者的欢迎。

在我九年前的住所附近，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块石碑，上书“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我初次经过时停步注视了片刻，脑海中想象着百多年前那位日本武士的样子。

士的概念当然出自中国。许倬云在《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说：“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强调忠诚，地位介乎于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士的六艺中，射、御和军事有关，书、数代表要学习文化知识，礼、乐则要求严格遵守礼仪。显然，这个概念与后来日本的武士有诸多接近。

日本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一些地方领主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10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特权统治阶级。武士制度的完备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个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以将军、大名为代表的高级武士到最低级的“足轻”（步卒，低级武士）组成。而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起，就实行了兵农分离制度，武士完全脱离了生产。

不过，武士之间的生活水准是相差极大的，即便同为藩主大名，在长崎的也和在山形的截然不同。占武士大多数的是中下级小人物，他们如果不能依靠一位有钱有势的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穷困中勉强维持。江户时代的一个笑话说：“小武士的家里除了被子和锅，还有一块大石头，因为当他感到冷的时候，可以举石头取暖。”在《黄昏的清兵卫》中，下级武士清兵卫在吃饭时还要用饭团把汤碗擦一遍。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开革，或是财政困难必须削减人手，低级武士们就只能成为浪人，有的便去为黑社会之类的势力做打手，成为“用心棒”。虽然现代日语中的“浪人”指的是升学受挫准备再战的学生，但在那个时代，浪人是日本社会重要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国内矛盾的激化，官方就常常默认或怂恿浪人的对外武装侵略，浪人对于对外战争则充满野心。举个例子，郑成功为反清复明，曾派人到日本借兵，幕府虽然拒绝，但下面的浪人们纷纷请战。

据1872年统计，日本共有士族425872人，连家属合计1941286人，他们每年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从体制、职能上看，变得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中国差异明显。

这个差异是理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一个节点。或许可以说，当士分成了文士和武士……

日本的中学世界教科书中提到中国的宋代，称之为“文治主义”。这或许是士的概念在中国经过漫长演变，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清末学者汪士铎批判宋儒及理学，有一段观点颇值注意：“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多宗其言仁言礼，而略其经世之说。又以军旅未学而讳言兵，由是儒遂为无用之学。”他提到能辅助孔子之道的，分别是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后两者都是军人。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中国式的文士，没有法家兵家的辅弼，不足以令国家富强。

中国的士变成文士，与武士的脱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宋代以后，文士因掌握行政权力，压抑武人的地位，形成文臣和武将之间长期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严重内耗。而反观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武士“文武合一”，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武士被要求学习文化，欣赏艺术，哪怕是附庸风雅。“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还兼做代人抄写的零工。或可以说，日本早在古代起就是一个“军人政权”了。

文士与武士，眼界和看法自然不同。清末，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华游历了数月，说了解了中国的病根在于“经毒”和“烟毒”。所谓“经毒”，自然是指中国文士对经书的沉湎。在和那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眼界最为开阔者之一王韬的交谈中，他说：“世谓战危事，兵凶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施与天下者而论之，安知危事凶器非即祥云庆星也？”这段话鼓吹暴力手段的积极意义，已经显露出日本未来国策的端倪。

王韬对此持反对意见，称之为“日本儒士一孔之见”，因为“苟必以战斗为练兵之具，是残民以逞而已，非治国家之道也”。王韬的说法也没有错，日本后来确实因暴力倾向失控而滑向了残民以逞的地步。可是，王韬那一刻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中国成了日本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

与地震同行

日本人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最近在阅读英国学者托尼·麦克米切尔的著作《人类浩劫：失衡生态的反噬》，其中提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物性、文化、健康与疾病模式的影响，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环境之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最简单的一个实例，不妨说说地震。

2009年夏天的地震比较频繁，传说中的东海或关东大地震又成了舆论热衷议论的话题。根据手边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势，未来30年内，东海地区里氏8.0级地震的发生概率为86%，关东地区里氏6.7~7.2级地震的发生概率是70%，茨城县海域里氏6.8级地震的概率更是达到90%。近一段小震多发，类似数字便纷纷见诸媒体封面和头条，颇为吸引眼球。似乎谁说得越危言耸听，谁就卖得越好，有点像恐怖电影。

我已记不得来日本之后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确切日期，却记得因晃动并不算剧烈，没感到特别的惊恐，反而带一丝新奇生出的快慰。后来的十几年里，经历过上百次的有感地震，最严重的是2005年新泻地震。当时我在东京电影节设置于六本木高层建筑49楼的新闻中心，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风浪般的摇晃。在那一刻，很多欧美人士惊恐失色，有的甚至画起了十字祈祷，可日方人员大体上保持了淡定（暗示着一种因勇气而生的优越感）。当天一共震了三次，时任首相小泉在开幕式上草草致辞就离开前往灾区。第三次时，发现手机信号因通话量过大而阻滞，我也有些慌了，问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情况如何。他笑了笑：“没事。请放心吧。”让我不禁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惭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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