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Part2 (3)

《朝日新闻》头版报道，原来谷崎润一郎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那年输给了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给谷崎写推荐信的包括他的竞争者三岛由纪夫，三岛自己也没获奖，窃以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大把大把的遗珠之一。

没来日本之前，对日本文学的最强烈印象是川端康成。川端出身东京大学国文系，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出身法文系（京都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拿出了五位诺贝尔得主说事儿，东京大学只有三位，但在文学奖上是东大一面倒的局面），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物哀传统和思辨洋风。不过，晦涩的大江令人知难而退（我一直不敬地认为，大江获奖和高行健一样，唯独法国人最感光荣），川端却常常能抚慰我心。特别是生活在日本以后，重读川端会有更加真切的感受。有一次傍晚乘电车，站在靠门的窗畔朝外望去，看到了玻璃上光影幢幢中浮现的一位陌生姑娘的脸庞。她就站在我的左近。心头一紧，想到了《雪国》中那段经典描写：

“镜子的衬底，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像，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特别是当寒山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这是美的一刻。在川端的作品中，此类珠玉片段不胜枚举，而这些珠玉之所以动人心魄者，在于它罕见的纤细微妙。后来去日本棋院的特别对局室，看到墙上悬挂的川端手书“深奥幽玄”，心底赞叹了良久。

可是，随着在日生活和阅读的延续，越来越发现比起川端，三岛由纪夫给我的触动更深，感受更丰富。三岛后来居上，超越了川端。三岛的出身是东京大学法学系。法学专业的文学家阵容已经足够强大，这里又多了一位重量级选手。不算同样法学专业的亲近感，三岛在我看来，可能是现代最能代表日本精神的作家了。

大多数作家的写作总是暗中围绕他的生活。《春雪》中宫廷和公卿的繁文缛节，贵族学校学习院的规制情形，身体羸弱的清显与研习法学的本多，都可以在三岛的个人履历中找到对应。和川端的破落家庭背景不同，三岛成长于官宦门第，中学读的是皇族和华族子弟学习院，这个经历对他日后的精神世界很有影响。贵族学校是个有趣的地方，三岛在此间体会到了“所谓优雅就是触犯禁忌，而且是触犯至高的禁忌。这种观念第一次教会他肉感，这是长期以来抑压着的真正的肉感”。这让人联想到2008年自杀的AV女星麻生美由树，她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学习院系统。这位只有短短20年生命的女子，以极其张扬的方式宣扬自己曾和几十名艺人的性爱经历，叛逆行为之下可见心灵的高度扭曲。

三岛的作品中洋溢着美，美是他的哲学、他的宗教、他的生命源泉。但他和川端不一样的，在于美发自“肉体与知性的均衡即将被打破”又“难以打破的紧张之中”，因此，他的美是突发的、矛盾的、极端的。粗暴野蛮和优雅华丽被扭结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美感。华族出身的三岛喜欢用一个词：优雅。然而，这个词出现的场合常常比较怪异，比如在《春雪》里：“尽管如此，那是一种多么恬静而优雅的挫折啊。”“优雅的挫折”又或“这是一种优雅的死，犹如把脱下的华丽的丝绸衣裳乱扔在桌面，不觉间滑落在黑暗的地板上”。而这种美感是真正日本式的，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域，而是上升到了民族文化象征的高度。三岛（日本）式的美正是不带道德评断，在恶中追求美，甚至是愈堕落愈美丽，最终成了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暴烈的偏执探险。同样是选择自杀，川端是口含煤气管，三岛则是最残酷血腥的切腹。

我国诗人北岛在诗作《单人房间》中曾写道：“他渴望看到血/自己的血/霞光般飞溅。”三岛也说过渴望见血，他“一看到血，心里就痛快”（《午后曳航》）。结果，三岛确实用他的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的期望。

我骚扰故我在

各类骚扰现象非日本所独有，但骚扰电话已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报刊和网络上也都有传授各种“击退法”。

说实话，最近好一段日子没有被いたずら了，还有一点失落感呢。

“いたずら”汉字写作“惡戯”，直译就是恶作剧。但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含义也指代来自陌生人的骚扰，如“いたずら电话”。推销贩卖内容的电话虽然也令人生厌，但还不算“いたずら”，那种骚扰电话多在深夜打来，有时只是沉默，有时则发出各种古怪声音或自说自话。一般这类电话很少显示来源，因为可以设定成隐藏号码的184模式（在拨打号码前加上184），甚至有利用公用电话的。你固然能将电话设置为拒绝接受不显示号码和公用电话的来电，但会有万一耽误正事之虞，所以，且把被骚扰当做电话的一个功能吧。

我接过的骚扰电话多数是默不做声的，但也有例外，曾在午夜两点多接到一通，那端传来一位女人低沉的抽泣。挂断之后，我睡意全无，走到窗前，想到这世上此刻有多少伤心人夜不能寐，对那位来电者已没有怨言。若真的能减轻一点她的苦恼，被骚扰一下倒也无妨。不过，某男性友人在夜深亦曾被骚扰过，对方女子发出挑逗的呻吟声，被他身边团聚不久的发妻听到，掀起了一场无中生有的轩然大波。

据媒体报道的案例，某夫妇在两年内接到了50000余次骚扰电话，两人心理生理上都遭受严重伤害，骚扰者使用的是无须登录个人情报的卡式手机，导致警方调查进展缓慢。被逮捕后，与受害者相识的骚扰者说她的动机无他，只是觉得对方冷淡了自己。这种骚扰是怨恨使然，但我们通常受到的应该源于孤独。想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站在街头的公用电话亭里，投下硬币，拨通不相识的号码，既花钱，又挨冻。为的是什么？孤独啊，孤独。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漂泊客，多少会理解这种心情。对方只要接了电话，旋即挂断也好，破口大骂也罢，都是一种安慰。

各类骚扰现象非日本所独有，但骚扰电话已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报刊和网络上传授各种“击退法”，我估计效果不彰。相识的国人里几乎人人都有过被骚扰经历，严重的如一位女留学生，对方听出她是外国女性后，一天拨打数十次，最后逼迫她花钱更换号码了事。实际上，“いたずら电话”仅是骚扰之一种，尾随（ストーカー）、偷窥、窃取内衣等都算在内。

尾随就是被跟踪，据统计90%是男跟女，10%是女跟男，一半以上是出自“喜爱之情”。警方的案例数据是2008年发生14567件，比2009年增加一成。但这仅是警方立案的部分，应当是冰山一角，我认识的人当中被尾随过的不下十人，却只有一位报了案。

陶渊明《闲情赋》中为了思慕的美人，“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这种情感我们能够理解。尾随者若就是想瞄着“美人”（不论性别）的背影，踩着“美人”的脚步，那倒和陶渊明的理想差不多。然而，有的尾随事件最后发展成住所被探知，以及偷窥、盗窃等暴力犯罪。因此，尽管很多尾随者似乎满足于默默地亦步亦趋，可是对被跟踪的人来讲，当然是很不愉快乃至惊恐的体验。

尾随者的心理状态被称做“执拗”，但它和“いたずら电话”一样，验证着人的孤独和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感。在电话或跟踪给对方造成的不快里，和陌生人发生了联系，因此获得了“我骚扰故我在”的自我认知。

香港的日本电影专家舒明提到一个现代日语中几乎成为“死语”的词：垣間見。它指的是平安时代的贵族男子躲在贵族女子的住处附近，偷窥她的容貌。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有宋玉被邻女窥墙的典故，所谓“垣間見”也就是扒着墙头或墙缝偷看。舒明认为，日本文化中对这类基于“好色”（爱美）之心的偷窥，非但不加批判，反而赞其风雅。这应当是今之尾随、偷窥者们的有力辩辞吧？但是，跟着走几步路看看也就罢了，偷内衣、拍照片、打电话等可就大大不妥。

骚扰可能违法，可还有合法骚扰者。两位相貌不错的女性朋友曾遭受过日本警察的“合法骚扰”：一位忘记带外国人登录证，虽有学生证为凭，而且离住处不远可以回家去取，就是不容她分辩；一位明明带着护照，偏被怀疑伪造。她们都被几名警察大张旗鼓地带回警署，装模作样地调查一番，等她们错过了本有的约定或被气哭，再宣布无事释放。这种变相的“いたずら”固然等而下之，可还真的拿它没办法。

道即是空

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内容都有“中空”这个特征，比如俳句的写作、茶道、华（花）道等。

初学日语不久，知道了“季语”这个词。所谓季语，就是表示季节景物气候的词语。据说在俳句的写作中，一般是必定要有一个季语的。可俳句本来只有十七音而已，去掉季语，还能剩什么呢？后来买了一本信笺，发现扉页上全是写信时常用的固定季语，如“值此春寒料峭的时节”、“在这初雁带来秋日气息的日子”……诸如此类的文字，让人想起中国隋唐时代的《书仪》。《书仪》专门罗列按照节气时令的问候套话，并组成固定的首尾格式，辞藻华丽雅致但空洞僵化。《书仪》的流行，是因为有人要模仿贵族的高雅和教养，而葛兆光指出，这种拼盘“使得过去人间交往的真情实感与舒卷自如的文人书札，变成了标准尺寸的零件装配”。日本人可以说把《书仪》的模式与精神学到了精髓，并将其空洞僵化加以发扬光大。

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中，对自然四季的变换感觉敏锐是其优点，但季语作为符号，实际上没有意义。它们是空的。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内容都有这个特征：中空。比起季语更闻名也更突显的，莫过于那几样“道”，如茶道、华（花）道。

茶道的说法，唐人称“茶圣”陆羽著《茶经》，“于是茶道大行”。此一茶道，意思是饮茶的习俗和品位。如果茶真的有道，那么道应该在茗品、茶器、泉水和汤侯，而不在于居所、礼仪、姿态和服饰。归根结底，茶是要喝的，人是饮茶品茶的主体。日本的所谓茶道，用外在的烦琐甚至古怪的形式，冠以生硬比附的玄谈奥义，弄得买椟还珠，失去了品茶的真谛。

曾经看过一次茶道表演，表演者属于著名的里千家流派。坦率地说，不论是茶道、花道，我无法区分这些流派的区别（日本插花艺术协会有500多个流派加盟），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煞有介事。那次观看表演是一次不大舒适的经历，只能出于礼貌表示赞赏并忍耐到结束。不敬地说，有时还会因表演者夸张的动作感到滑稽。

茶自中国传播海外，不论日本还是欧美，最初都是上流阶层的奢侈品（与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不同）。日本室町时代，茶只在贵族与武士中流行，被称为“书院茶”。受到禅宗影响，本来是僧侣的村田珠光将饮茶与宗教文化融合，提出“和、静、清、寂”的原则（华道的基本理念更宏大：天、地、人），茶道或以此为肇始，到千利休而发展完备。不过，我认为考虑到日本历史上宗教势力与世俗武士政权的纠葛关系，茶道的过度阐释毋宁说是僧侣以风雅和修行为名，试图在精神层面控制武士的一种手段。因此，茶道从场所到仪式设计了那么多的繁文缛节，而茶室的入口（日语称“躙口”）更是个只容一人跪爬进去的小洞，里面空间亦颇狭小。这个入口与小屋据说源自《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在斗室中与文殊菩萨及四万八千弟子相会，寓意为悟道者的心境之无限广大。可是，茶道以禅宗为极其重要的理论攀附，那些形式上的拘泥却成了“障”，根本无法抵达它所鼓吹的境界。“和、静、清、寂”固然高妙，难道离开形式的束缚就不能参悟了吗？

在今日的大阪城内，可以看到丰臣秀吉当年的“黄金茶室”之仿制品，整个房间全用黄金打造，极尽奢华。它表明茶道之所以受到推崇，得自武人对风雅的追慕。茶道的玄谈确实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茶道的集大成宗师千利休也死于丰臣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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