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Part3 (1)

我和你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我们一直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曾经的国恨家仇，也阻挡不住如今日益频繁的沟通交往。

对日本，我们大多数人是“不得不感兴趣”。作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虽交流不畅、误解颇深，却谁也绕不开谁。而且，现在这个相处的状态无法让人释怀。就好比一个住对门的邻居，你可以不必与其友好到把酒言欢，但是，假如终日心存芥蒂，怒目以对，还是大大影响生活品质的吧。

搬家是没可能了，要提高共处的生活品质，唯一的途径就是更多地认知对方——别忘了带上诚意。何况，认识这个重要的邻居，也是认知自身的一个途径。

作者身处日本和日本人中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真实的视角，也容易触发更理性的思考。暗自审视一下，我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远。

DNA

东亚如此众多的人口，实际上拥有着共同的DNA，却不免互相憎恶猜疑，令人悲哀。

有次路过车站附近的一家色情店铺，见门口的告示上写着“纯血日本人だけ（只接待“纯血”的日本人）”，差点没笑出声。当然，这个主意也许是来自在店内工作的外国女性，不好意思面对同胞顾客，未必是店方的偏见使然。但什么是“纯血日本人”呢？

今天的电视节目，翻来覆去都是酒井法子出庭的报道。不过，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严格地讲，她的族裔是在日朝鲜人。她刚去投案自首不久，一位东京警视厅的警官和我闲谈时如是说，警方的资讯大约是不会错的。他表示，在日朝鲜人、韩国人从事文娱行业的颇为不少，也包括一些大明星。我则投桃报李告诉他，那位孤高的足坛大腕中田英寿实际上是在日韩国人后代。2006年世界杯前，中田在一次记者会上被西方记者问到了这个问题，善于辞令的他用“四海一家地球村”之类的话搪塞过去了。中田是日本足球界几十年一遇的英雄级人物，一旦承认韩国裔身份，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可若按照“纯血”的标准，酒井、中田都不算“纯血日本人”吧。

最近在翻阅京都大学医学博士筱田谦一的《成为日本人的祖先们》一书，饶有趣味。筱田博士的专业，是分子人类学，简单地说就是通过DNA分析寻找现代日本人的祖先从何处而来，以及与周边族群的异同。他列出的表格显示，依照单倍型类群（haplogroups）划分，日本人中最大的群体是D4，占据32.61%，加上D5的4.8%，则将近四成的人属于D的序列。其他较大的群体还有：A占6.85%，G占6.86%，B4占8.99%，B5占4.27%，M7a占7.47%，M7b占4.45%，F占5.34%，N9a占4.57%，N9b占2.13%。把这些数据和日本周边国家比较，最接近的是朝鲜半岛、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南部再到西北甘肃一带的地域，D序列在这些区域内都处于稳定的40%上下。而日本人中第二大的集团是B，每七个人当中约有一人，B的起源则在今日中国的南方。第三大集团M7，与中国南方、东南亚岛屿的分布类似。

此一DNA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日本学术界的主流学说，即“二重构造论”。该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列岛上，是从东南方来的绳文人，后来从东北方过来的弥生人与之混血，进而形成了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如果对照单倍型类群的比重图，日本和中国的辽宁、山东与韩国存在着高度的相近。

由这个话题很容易引申到天皇的出身争议，而“天皇来自朝鲜半岛”的说法目前仍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意味。据说，在日本的本国媒体中，涉及皇室的报道存在不成文的“自肃”规则，尤其是负面消息。所以，在日本十几年，只记得美国的《新闻周刊（日语版）》敢于踏入禁区，刊登出了《天皇家与朝鲜》的封面报道，当时颇为轰动。该报道指称日本之所以不发掘考证古代天皇的陵墓，就是为了避免一旦证实天皇来自朝鲜的尴尬。但在日本学术界，也有支持这类主张的学者，如东京大学的江上波夫教授认为天皇属于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骑马民族”。

著名政治学兼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指出，明治维新的意义，在于创立了新的“日本国”和新的“日本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通常使用的“日本人”的概念，不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在西方民族国家理念舶来的背景下构建起来的。其基础则是所谓“记纪神话”，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和朝鲜人、中国人对立的日本人被制造出来了，我觉得他们对朝鲜、中国大陆的态度，不知道能否在遗传基因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筱田博士在著作的最后主张“DNA的世界观”，超越目前的民族国家区隔，尤其是东亚如此众多的人口，实际上拥有着共同的DNA，却不免互相憎恶猜疑，令人悲哀。他也呼吁各国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此项研究，我对此深感赞同。2006年，中日两国成立了一个“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不知道能有什么成果和共识，不外乎是自说自话，最后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助长了隔阂吧。

母与子

不深入理解日本的母子关系，其实，是很难理解日本人的。

2009年的一起凶杀案判决曾引起日本全国轰动，即山口县光市母子杀害案件。1999年，18岁的少年凶手潜入木村家，试图强奸女主人木村弥生，遭到反抗后将其杀害并奸尸，接着杀死了11个月大的女婴夕夏。经过九年的审理，该少年成为日本战后最年少的被判死刑罪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辩护律师提出的一段辩辞，说他具有恋母倾向，只是想寻求女主人充满母性的拥抱，在肢体纠缠中失手杀人。听起来足够荒唐，但律师之所以这样讲，自然有其现实背景，那就是日本人的“マザコン”现象。

“マザコン”是英语mothercomplex的日语说法（或称“和式英语”）。怎么翻译它呢？汉语常见词汇有“恋母情结”，但似乎并不准确，若用“母亲依存症”呢，也好像不大周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尽管说某人“マザコン”会有些许贬义，却可能是日本男性较为常见的心理特征。在灯红酒绿的大大小小夜总会里，男人们找寻着带给他们慰藉的“妈妈桑”；在喧闹的饭店和酒馆中，能看到以“妈妈的味道”为招揽的菜肴……认识的一位中国女性和日本丈夫婚后，很不适应丈夫对她的“妈妈”称呼，就问他怎么叫自己的母亲，丈夫的回答竟然是：“她是大妈妈，你是小妈妈。”事实上，在各类媒体中，一些女性对自己的丈夫、男友和其母亲的“过分密切联系”感到头痛不已的抱怨时有所闻。

恋母情结的理论，出自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但东方文化内的情况应该多少略有不同。即便是东亚内部，可能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造成日本“マザコン”现象的原因，一般常被提及的有两点：一是母亲出于对自身在家庭内部地位的担忧，而试图牢牢掌控儿子，建立他对自己的依赖；二是家庭中父亲经常在外的缺席状态，导致了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更趋紧密。不论哪种原因，母亲都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但是，这些解释是否充分，我学识浅陋，不敢妄加评说。

“マザコン”的源流不好说，就谈谈其表象。7月去世的土居健郎是日本当代最负盛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提出了“甘える”（希望得到他人的爱以及对此的依赖）理论，认为是理解日本人性格的关键（这本书卖出了140万册）。最常见的“甘える”，就是儿子对母亲，而反过来，母亲也对儿子产生依赖。这种关系的极端状态，就是所谓“母子相奸”的乱伦。

伊恩·布鲁玛在《镜像中的日本人》里指出，日本男孩“被准许拿母亲当做练习拳击的吊袋，用拳头打母亲的乳房和用力拉扯母亲的头发，来表现愤怒和沮丧”，而“日本母亲极少直接或理性地施加惩罚”，“姑息显然是日本母亲最喜欢的战术”。孩子的粗暴行为不用负责任，受到纵容而非处罚，固然加重了对母亲的依赖。然而，在成年进入社会后的种种束缚与压力，无疑构成了强大的扭曲力量。所以，一些人期待着重回母亲的怀抱，一些人在无拘束的环境下会表现出强烈的破坏性。

不妨拿一位著名电影导演做个例子，他就是擅长两性情欲题材的今村昌平。今村昌平在对理想女性的描述中说道：“中等的身高和体重，肤色浅，皮肤细嫩，喜爱男人的脸，母性的，微温的感觉，美好的生殖器，多汁。”日本人在谈论性的时候，常常离不开水的意象，而这也是母性的象征。我曾参加过今村昌平晚年作品《红桥下的温水》的试映会，“温水”就是女主人公在性爱过程中喷发出的体液。在他1964年的《红色杀意》中，一切表现得更加明显。丈夫在和妻子房事时，一直叫喊着“妈妈”。即便是强奸者，也表现得像思慕母亲的孩子，这倒颇符合前述案件中少年凶手辩护律师的说法。

在色情行业中，有一类“熟女”（中年妇女）店铺，年纪大的可近半百。寻欢男子来此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母亲”的感觉。野坂昭如的小说《人类学入门》（被今村昌平改编成了电影）中对男人在ソープランド的体验如是说：“你像婴儿一样躺在一张按摩台上……就像是受到你自己的母亲照顾……母爱是……服务，牺牲。所有这些有一点残忍。当你达到高潮，女人必须假装受到惊吓，然后把你擦干净。在那个时候，她真的是你的母亲。你用手臂缠住她，她不在意你做什么，就像一个母亲和孩子一样。”

伊恩·布鲁玛对此的评论是：“母与子，再一次，这是最根本的元素。”的确，不理解日本的母子关系，也就很难理解日本人。

那一场韩流

裴勇俊热潮和韩流现象，是一个考察日本中老年妇女心理状态的极好切入点，具备社会学研究价值。

1996年初到日本后，一件很令人激动的事情是在录像带出租店里看了不少之前相当陌生的台湾、韩国电影。当时感觉到了韩国电影的潜力，但后来那场势头如此汹涌的韩流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2001年，《生死谍变》在日本创下18亿日元的票房，令日本舆论注意到了韩国电影的品质。可没想到还有更厉害的。2003年，裴勇俊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冬季恋歌》开始在NHK电视台的有限频道播出，随即掀起了一股空前猛烈的“勇樣（樣为日语尊称，一般是称呼皇室成员和顾客时的用法）旋风”。我们说姚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到美国的“最大个宗商品”，那么裴勇俊无疑是韩国出口到日本的“最大个宗商品”。关于他在日本为韩国赚到的收益，粗略估算有2000多亿日元。

裴勇俊是韩流的代言人，而韩流随后在日本呈现席卷之势。NHK出版的韩国语讲座教材，发行量陡然就翻了一番。一些私人办的韩国语教室，突然就面临了学员拥挤的窘境。此前，在东京的大久保和新大久保车站周边，是韩国餐馆较多的地段；此后，非但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增多，俨然成了韩国城，更冒出来一些小杂货店，贩卖着裴勇俊等韩国艺人的照片及小饰物。看到那些照片或贴纸，我会想起少年时代流行的画片，几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可就是这些零碎东西，也时刻围着三三两两的日本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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